作者：丹尼尔斯枢机（比利时）——周太良译自英国《The Tablet》周刊
梵二会议是史无前例的，很多理由都证明这是一次特殊的事件。尽管这只不过是历史上数十次大公会议之一，但从许多方面来说，梵二确实与众不同。
梵二会议始于50年前。如今，出席会议的大多数教长都已作古。从门外汉的角度体验这次会议的教友们，还仍然清晰地记得媒介的激动之情和乐观气氛。梵二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拉开帷幕的。会议的一些文件内容……尽管只是简单地读了读……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会议召开之前，教长们对所有这些文件都进行了传阅，会议期间得到了重申，今天已似乎司空见惯。但是许多人可能还意识不到，这些文件内容的常久弥新之处。
年青人们只是模糊地记得这件事情。他们可能，或许更好说他们从来没有阅读过这些文件。虽然如此，梵二文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使教会面貌焕然一新。十六个文件中，包括四个宪章（礼仪宪章、启示宪章、教会宪章、教会与世界牧职宪章），在指引着教会团体的思想和行动。其它的法令，例如大公主义法令、宗教自由法令，都曾是教长们讨论的主题，它们也确实给教会的思想和行为带来了新的启迪。另外，关于传媒和教育的文献，现在仍然适用。
要了解梵二及其文献的原本含义，必须仔细省察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梵二确实铸造了教会的一段历史，但另一方面：也是历史和文化铸造了梵二。尽管梵二完全根植于我们的天主教传统，但是这一传统也因为梵二会议而得到发展和深化。在过去的思想和行为中，到处都有不连贯性，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是有许多人（例如拉内）都认为，正是梵二会议标志着教会历史中君士坦丁时期的结束吗？梵二会议与尼西亚会议和特令腾会议不是也可以相提并论吗？
其实，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布召开梵二之前，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会议的种子已经播撒在田间并已开始发芽。在会议的阳光照射下，种子开始成长并结出果实。早期的礼仪运动、圣经学习（现代释经法）、有关教父学研究等方面，已为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明显准备。同时，基督新教思想和新的哲学观也对会议的召开产生了影响。
与历史上的大公会议相比较，以往的大公会议通常要解决某一特殊的主题。梵二会议却不同，它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广泛，要讨论的问题也很多。例如，在天主教礼仪中管风琴的摆放位置、多玛斯阿奎那对神学价值的影响、罗马主教与地方主教之间的关系、性与婚姻、政教关系，等等……
一、重要议题
如果从总的方面来看，梵二会议的主题包括：在不同领域中平信徒的价值、作用和责任。但是最有影响力的发展是，在弥撒礼仪中运用本地语言。这件事看起来似乎不算什么，但实际变化是巨大的，它影响到了其它许多方面：例如，对数世纪来被看作是不可更改的东西，梵二会议改变了。梵二会议表明，对以前一些惯常的思想和行为，没必要永远一陈不变。也许，把本地语言运用到弥撒礼仪中，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与时俱进”思想在弥撒中的首次运用。这使得教会“跟上时代”。这一变化不仅仅是语言的变化，没有什么比改变古老的礼仪传统有更大的影响。礼仪的变化触动了教友们内心深处。最重要的是，重新把圣经、圣传和训导看作是启示的源泉，把新释经法应用到圣经研究中。
《信仰自由宣言》：这是论述与犹太人关系的一份文件……尽管该文件经历了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讨论期，加之来自政治的施压，但是最终还是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意想不到的一致通过。关于信仰自由和政教关系，梵二文献不同于先前的公会议文献和教宗文告。尤其是《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是一份全新的文献。教会采取了聆听的态度，并表示愿意帮助世界。教会愿意远离那个被拒绝、怀疑、防卫、教会至上的世界观，这是梵二以前盛行的教会对世界的看法。最后，关于主教的协商性角色，会议取得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在某些方面，主教应发挥参与性作用。关于主教集体领导作用，原则上取得一致支持。但是对此问题，并没有发表可以实际操作或具有法律性的文件。
二、新思想和别开生面的发言方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会议之前，教宗文件（教宗通谕）的新风格越来越重要。惟教宗独自对教会发话，并成为伟大的普世导师。通谕实际上就变得越来越具有权威性。这些文件有时候看起来仿佛就是教义（不可错吗？）声明。训导的重心实际掌握在教宗手里。
由于越来越强调教宗的权威，一个强大的官僚体制应运而生……教廷……就如同一个中央教会权力机构。尤其是“教廷办公室”，变成了他们的一个象征和实际声音。信理部实际就成了教宗的直接代言人。
尤其是二十世纪，人们对教会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认为教会乃“天主的子民”。这样理解更体现了教会的横向关系模式，而非纵向关系。教会乃“天主的子民”，意味着整个教会都是天主的子民：一个众兄弟姐妹的、天主的大家庭。有了这一横向理解，发展中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具有影响力，该理解强调民主和参与。但是，特别是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的天主教运动……平信徒男女们被当成为主教们的顺从而慷慨的雇员。然而，在圣统制之外，人们更多地谈论的是，圣神赐予所有受洗者白白的恩赐，没有任何等级之分。不是只有圣职人员被视为教会，而是所有的子民都是教会：所有子民构成了一个教会整体。所以出现了一些新的词汇：例如神恩、参与、伙伴、对话、合作、友谊等。在梵二会议的文献中，随处可见这些词汇。这些词汇在现代教会语言中也自然会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在梵二之前，教会的权威性语言主要是管辖和法制性语言。这样的语言是理性的、概念性的、准确和清晰的；而梵二选择了更加牧灵性的语言：不是那么清晰的、建议性的、非决定性的、冷静对话性语言。梵二以一种邀请的方式，以发言人和倾听者都熟悉的方式讲话。会议运用了一种敏感和美学的方式：“我们的信息是真实的、善良的和清晰的”。梵二前的语言是武断和强加性的，新的语言是建议和邀请性的。
最后，令人想起了卡尔拉内的话：我们的教会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后，诞生了希腊教会。如今是一个真实的普世教会时期：从欧洲化转向了全球化，从多玛斯和经院哲学转向二十世纪被哲学和文化思想以及实践所同化的时代。
三、教宗若望二十三
教宗若望二十三来了。他不仅是一位决定并宣布召开梵二会议的教宗，在教会从旧到新的转化过程中，他起到了主要作用。他还是一位自发的，用极大的自由和健康的幽默进行说话和思考的人：即他是一位从不过分严肃的一位教宗。
他替代教廷国务卿亲自宣布要召开梵二会议的方式也很特别：他就任教宗后仅短短几个月，在一次日常会议上，他说“我们将召开一次小型的公会议”。在教宗若望二十三看来，这次会议在数月内就可以召开和闭会。这对于一位没有特殊经验的教宗，这真是一个令人称奇的事情！但是这次会议也是来自于圣神的启迪，“出自孩童和卑微者之口……”。
一个更新教会的运动开始了，最著名的口号是“与时俱进”。后来即使是非天主教徒也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教宗若望二十三本想涉及更宽泛的问题，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展现在“世界”面前；以更宽容的合一观，对待其它的基督教会和教会派别。教宗若望二十三曾出任过教廷使节，而且是在东方教会礼仪为主的国家出任教廷使节。
也可以说，即使是当代文化之风也朝着“与时俱进”的方向吹，开放和宽容占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媒体的巨大力量。很快，所有的秘密都被打破了：所有的讨论、痛苦、矛盾和争论，都在晚间新闻报道中传递到世界各地。正是因为有了媒体，会议才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一些会议文件，例如有关礼仪的文件，其实在会议结束之前已经开始应用。会议还向许多非天主教徒敞开，其精神关注到整个人类。“与时俱进”似乎成了一个神奇的话语：把传统带入到现实。还有一些其它全新的变化：大公主义、对犹太人的态度、政教关系、宗教自由等问题。最后，就是要回到“源头”：即回到伟大的传统，回到基督徒彼此分裂之前。
在教宗若望二十三的开幕式致词……《慈母教会》中，对梵二会议的整个气氛做了总结。开篇第一句话指出，会议的一切，将会带给教会以喜乐！
四、梵二精神
从梵二文献的文字风格，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梵二会议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会议。历史上的公会议主要是法庭式的，通常是要决定或删除某些事情，同时使其它事情合法化，并以一种法律词语表达之。从梵二会议开始之初，参加会议的教长们就摈弃了先前的会议模式。梵二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文风和语言表达方式。梵二没有短语或定断，也没有尖锐的信仰和纪律模式，极少有规范性语言。先前的公会议，其表达方式主要是“法典”性质的，例如脱令腾公会议有325条法律性语言。通常还会有短式声明，这样的声明是轻视性的，通常会使人产生歧义，所用的词汇也是威胁和恐吓性的。
梵二选择了较长文献和冷静声明的方式。出席会议的教长们称之为赞美风格。他们逐渐邀请读者参与。这一思想的提出，随之产生了热情的参与。这一切都在“牧灵”一词之下使大家团结起来。这也是“温和”词语：是对话和邀请性质的。强调共同转变的目标：不是强加性质的，而是邀请性质的。所以其特征是：没有威胁、惩罚和革除性语言。文件撰写方式是横向性的：突出天主子民与世界的关系。横向性来自于所有受洗者一律平等，包括平信徒的司祭性、主教之间的集体领导、互助关系、合作与对话、“天主子民”的司祭性质等。
人们常常忽略了梵二对教会的内在性、成圣和悔改的关注（参阅：《教会宪章》第5章----论天主子民受召成圣）。梵二文献中的教会观，诚如教宗若望二十三的开幕词----《慈母教会》中所说，即教会是“美好的、忍耐的、仁慈的”。这些话语显示了教宗若望二十三及其整个会的性格。
五、礼仪----《礼仪宪章》
《礼仪宪章》的精神是明晰的：所有受洗者在礼仪中并不是被动的旁观者。在祭献礼仪中，他们不仅参与其中，而且还有自己的作用。于是出现了“积极参与”一词。但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梵二会议之前的礼仪运动中，已经出现了“积极参与”一词。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在巴格尼尼（A.Bugnini）呈交给会议的草案中，对礼仪改革的基本原则，就已经有了明晰的设想。在该草案中，我们可以读到在梵二数十年之前所取得的成果。礼仪运动，尤其是1909年在比利时马里勒斯（Malines）召开的圣体大会，以及在英国兰伯特.伯顿会议(Lambert Beauduin)对礼仪更新所做出的贡献。礼仪并不是一个评估准则，而是一个基于教义基础之上的成熟的纪律。在巴格尼尼草案中所强调的，是要深刻尊重礼仪传统，尊重基于信仰与教义之上的礼仪行为的坚实基础。最重要的是对礼仪的培育，特别是对司祭的培育。要有强烈的参与集体性祭献的礼仪行为意识。礼仪并不是纯粹的仪规教课书，规定举祭者必须如何“做”。礼仪是使基督的逾越奥迹……即基督的苦难、死亡、复活、升天的圆满临在。《礼仪宪章》第7节，后来成为我们理解基督在礼仪中圆满临在的重要篇章。在祈祷的人群中，在举祭者的身上，在圣言的宣示中，在颂《圣咏》集祷中，理解基督的圆满临在。总之，基督圆满临在于圣体圣血中。这是对教父时代礼仪观的重新发现。
对礼仪的这一重要发现，从而结束了司祭与信友团体之间的深深分裂，也结束了信友以及司祭的边缘化局面。礼仪还是一个彼此悠关的事情，是天主、司祭和信友之间彼此悠关的事件。不久之后，礼仪采用本地语言便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于是，便打破了礼仪不可更改的习惯做法。礼仪语言的突破，同时也造就了其它方面的突破。随之而来的是，主教和主教团在礼仪方面享受到了更多的决定权。尽管这一决定权，很快便被消弱到只能呈交建议，决定权还须获求教会中央权威的批准。
六、《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
《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可能是梵二会议最重要的教义文献。该宪章经过了长时间的激烈讨论，但最后还是获得了绝大部份教长们的通过。该宪章论述了我们信仰中的一系列核心：圣经、圣传、训导。直到梵二前夕，人们一直认为信仰的源泉与教会训导是协商关系，而且看起来传统似乎在圣经之上。教义信仰确实是存在的，尤其是近来关于圣母的论述，在圣经中似乎找不到字面含义。事实上，圣经源自于圣传。
不过，梵二决定训导在圣经、圣传和天主子民之间，只能起中介作用。教会的训导权只有倾听启示的首要源泉：即圣经和圣传。如果不经过深入讨论，是很难令人接受的。沃塔维尼（Ottaviani）枢机强调，教会训导必须具有教化、缔造秩序、澄清事实、精确说话的功能。这样，训导才会优越于牧灵讲道。他强调说，训导是信德宝库。除此之外，圣经是一本受启示的文字书，而旧约纯粹是新约的序言。拉丁文本的圣经是受启示的书。将拉丁本圣经翻译成本地语言，提供给本地信友们阅读。但是这样的翻译必须倾听训导者的建议。梵二期间的少数教长们，一直在致力于使释经者的工作中立化。
然而，梵二绝大多数教长们，成功地把一些事件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些教长们准确地----梵二一个大转弯。今天我们能够读到的《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是经过长时间讨论才获通过的。然而，该宪章被认为是梵二会议文献的支柱。从教义方面来看，它也是梵二的荣冠。
七、《教会宪章》
《教会宪章》描绘了一个与“梵二”之前的思想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教会形象，该形象更强调不同声音的存在。“梵二”完善了“梵一”的内容，同时也纠正了“梵一”一些不当说法。可以说，“梵一”是关于教宗及其首席的一次会议。《教会宪章》对教会的整体思考，提供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对某些章节秩序的修改也是非常著名的：例如，圣统的牧职并不是第一章，而是把“天主的子民”这一章放在了第一的位置。接下来才是论主教的地位。较不惹人关注的是论天主子民的成圣这一章（第五章）：梵二并不只是注重教会的结构，而是教会的灵魂和心脏。这种对教会内在特征的突出，在梵二文献中还是一件“新鲜事”。
关于《教会宪章》的讨论，明显受到德斯密特（E. J. De Smedt）主教的影响，尽管他是代表合一委员会发表言论。不仅是他发言的内容，甚至是他的信念和修辞的影响也是极其重要。这也是第一次，在公会议这样的场合，出现了一些词汇：例如，凯旋主义、教权主义、辖治主义、金字塔结构、炫耀和浪漫的语言、主教崇拜和教宗崇拜等。
关于教宗权威和主教集体领导的讨论十分激烈。关于教会，教会乃“完美社会”（societas perfecta,）的概念，其实是世俗机构的复制品。教会往往以家长式姿态发话，具有至上性和排它性。最排它性的立场认为，罗马天主教是唯一真教会。梵二会议在对待天主教之外的其它信仰派别问题上，态度有了较大不同：彼此
之间的对话主要集中在基督宗教的共同性，强调团结，而不是分裂。
最后，在教会宪章中还加入了一章论圣母的内容，这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表明基督奥迹的优越性，和基督、圣母和教会之间的彼此联结。
八、《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
颁布《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这在公会议历史上还是首次。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初，大家还有一种防卫心理：认为教会不可能，也不应该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在若望福音中，世界被排它性地视为“世俗”。但是也正是在若望福音中，若望却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若3：16）
梵二会议对世界的态度变得正面而积极。换句话说，教会也知道“世界”并不接受基督的到来。但是，教会采取了一种倾听的姿态，邀请对话，并不急于做判断。教会开始倾听道德、经济以及社会问题。
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对“世界”有两种解释。首先，奥斯定的解释：他主要声称世界拒绝基督的到来。所以，世界不能单方面地认为好。世界理应获得救赎。另一种是“道成肉身”式的解释，这种解释强调天主爱了这个世界，并派遣自己的唯一子来到世间。他爱我们人类。
这也主要是东方教父们的解释。这两种解释都是有效且可以接受的。但是，彼此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很明显，绝大多数教父们，当他们到达会议的时候，他们对
“世界”并不信任。几周之后，他们逐浙改变了看法，开始对世界持更加开放和乐观的态度。但仍有极少数人-----主要是享有特权的教廷里的主教和枢机们，他们怀疑大多数人的忠诚，并背叛传统。
教宗的作用及其对公会议的影响是多样的。教宗若望二十三对公会议及其程序较少干预。教宗保禄六世却不同，有时候他会积极干预。保禄六世是一个勤奋和敏锐的人，有时候他会谨慎地开放，有时候却显得胆小。他对一些重要问题，例如神职人员独身，教会宪章中的nota praevia和计划生育问题，他都明显地进行了干预。
九、丰硕果实
梵二会议有丰硕的成果。实际上，人们常常忘记了梵二会议都发生了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取得多少成果。因为许多事情似乎已习以为常，信友们也不知道，这些敏感的变化，得归功于梵二会议。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列出一系列梵二的果实，也可以看到公会议对教会的变化和更新是多么伟大。
梵二彻底改变了教会的礼仪。圣体圣事是焦点，强调圣洗圣事是铎职的基础，与其它圣事是平等的地位。圣体圣事和其它圣事一样，在本地语言和读经日程中，在二至三个周年期，都有圣言服务。圣经被誉为神学的灵魂。圣体的祈祷词都有所扩大。基督的临在被称为仆人和众人的朋友。梵二强调每一个人的尊严。婚姻圣事的意义在圣统制中有新的安排。强调了平信徒的尊严、使命和共同责任。同时也强调主教为仆人和牧人的概念。该宪章还特别强调了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年轻教会的作用、正义战争、核军备竞赛等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民主、政教关系、宗教自由………等方面的价值问题。
此外，梵二、体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语言风格：表现为牧灵性、积极性，而非法律性和非管辖性。这是一种富于感情的、邀请性的，而不是命令性的语言。这一风格不胜枚举。从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带来了一种新的思想。梵二精神确实比奥斯定的思想更富有道成肉身性。主教之间实行集体领导得到了重申，但是如何实现集体领导，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梵二闭幕后，中央集权的倾向又重新出现。权力转到了中央。然而，中央对边缘人士主教和教友们的贡献，却总是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
十、梵二召开50年了，我们能做些什么？
至此，对于梵二会议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了吧！但是，梵二表现如何呢？五十年了，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很明显，双重诠释说……奥斯定说和道成肉身说……将继续存在：二者都有其真实性。若要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是决对做不到的。教会也正是基于此，而不断向前发展。教会领袖和天主子民之间的这种特质，常常扮演这一角色。然而，迫切的问题是：梵二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或者说突破了那深深根植于传统的连续性？梵二在多大程度上发展和延续了传统？什么是传统？难道只是中世纪为近代传统吗？还是经院哲学思想为传统？例如，大公主义法令，在多大程度上来说，是对早期思想和言论的深化？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对早期思想和言论的发展？要么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吗？是关于宗教自由吗？人们是如何看待教宗的首席（梵一）和主教们的集体领导的呢？这两者又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十一、礼仪
毫无疑问，在梵二所有文献中，《礼仪宪章》被跟进得最好，也被实践得最好。对崇拜仪式的改革，对信友生活的影响最深远。在普世教会范围内，对礼仪改革都有很好的接受。尽管在一些国家中，礼仪改革不够理想。但是，该宪章的积极成果，在世界各地也是显著的。礼仪经书也做了不少改革。世界各国已广泛运用本地语言。人们更加关注天主的圣言，更全面地展开与圣经的关系。不过，如何更好地使天主子民能够理解圣经，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需要更加注重读经，人们需要更好地熟悉现代释经学。然而，因此而带来的问题也不少。
礼仪经书和祈祷词所用的语言，常常还不够标准，不能仅限于把内容翻译成本地语言。礼仪的语言要求更高。因为礼仪往往更加神圣，它要超过一般普通语言。为了“我们信仰的奥迹”，我们需要神圣的言语表达，绝不能和日常用语一样。基督宗教的语言有一些专门的术语，值得解释，应受到崇敬。总之，礼仪语言不能和平常简单的语言一样。
当然，所有宗教都有礼仪和仪式。当今人们通常对重复持反感态度，也不愿重复同样的语言和姿式。而且，这些语言和仪式不能够被人们很快理解，也不能富有成效。换句话说，礼仪不是功利性的，应以礼仪本身为目标。例如，圣体是圣餐，是崇拜和牺牲的圣餐，而不是满足人们身体饥饿的粮食。轻视或省略某些仪式因素，就会丧失举祭的奥秘性。另外，象征性的东西往往也比较贫乏：所谓“象征”性惩罚就是这样的情况。
此外，诚如礼仪文件中常常所说的“积极参与”，就是说要全面参与。这不仅仅限于外在的形式……如讲道、唱经、动作，应关系到心灵的内在部分。圣经中有许多关于信仰和祈祷的故事，这不仅指的是要用口舌祈祷，更重要的是要用心祈祷。而积极参与，默观是最基本的要素，它关系到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心灵的语言胜于口舌的语言。另一挑战，是寻找圣言和圣事圣之间的平衡。梵二让圣言重新回到了它的正确位置。但是，在许多地方，对圣言的关注却导至了对圣事的低估。在对圣言的持续关注上，在圣体圣事中，圣言礼通常是在桌子上举行的，这就需要有平衡。
另外一个类似问题，是关于横向和纵向之间的平衡问题。有些时候，圣体有被降低为单纯食物维度的危险。但是，这也是奉献的食物。在我们现代文化中，没有更多类似的事例。面向众人献祭，首先面对的是本地团体，却较少集中在天主身上。但是，圣体既是欢宴的粮食，同时也是崇拜和奉献的行为。所以，更多取决于举祭者的态度。举祭者的眼睛当然应当面向众人，但首先应面向的是天主！
十二、教会
梵二会议清楚强调了，众信友因着洗礼享有平等。但是，我们不能把平等视为民主或水平线式的平等。天主的子民有其特殊含义：它指的是圣统与子民之间的相互联结，共同称为天主的子民。在所有的平等中，都会有多样性。在我们文化中，已不存在这样的平等。在我们的文化中，权力来自于底层人民：人们选举他们的代表。但是在教会中，权力来自于天主。
圣统与教友之间的关系，还具有管辖性。在中央集权和某种民主形式之间，不同法治形式的历史进程中，也存在着问题。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教宗首席与主教之间的集体领导问题。在整个教会历史中，都在寻求解决这一问题。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完美又明确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框架呢？或者说，只是存在过籍着一种爱的关系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教宗爱主教们。主教们也爱教宗。在这样的悖论关系中，爱是唯一的主宰。
然而，人们会问，如果教宗身边的主教和枢机们召开“私密会议”（privy council），这种做法是不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私密会议成员包括来自各大州的代表……这是有一定限制，并定期更新的会议……能够定期与教宗会面……这是一个协商性团体……讨论教会最重要的一些问题：这好比是一个“论坛”，主教与教宗之间可以自由交换意见，群策群力，辅佐教宗。
如果赋予集体领导某种法律形式，教会选择了召开定期性的罗马主教会议。主教们定期汇聚在教宗身边，召开主教会议。参与会议的主教们，是由世界各地选举产生的主教代表。主教会议有自身价值，它不仅是给世界各地的主教们提供彼此见面的场所。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主教会议也是有成效的。他们有效地提升了主教们的集体领导。但是，当有效的集体领导来临的时候，帮助却不太大。
主教会议缺乏讨论的文化。以技术性用语来说，主教会议不符合标准。但是，人们也会问，凡3000多位主教参加的会议，是否真有可能讨论问题并达成某些决议……尽管会议只是协商性质的。主教们的参与，目前通常只是某些新闻报道，为各地教会提供一些信息而已。这些信息是有益的，也富有趣味性。但实际上，这些信息对主教会议的实际主题，却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他们对讨论所起的作用甚微，虽然有趣，但并不能直入主题。半个多世纪了，主教会议还仍然处于一种
摸索阶段。但无论如何，主教会议仍然是主教们以某种法律形式行使集体领导的唯一场所。
换句话说，人们也不应忘记，在梵二会议召开25周年之后，于1985年召开的一次特别主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教们对梵二会议的成果进行了评估。自那次主教会议之后，当我们在思考教会的时候，出现了“共融”的概念。这是一个宝贵的教父性理解。但是该名称是建议性的，尽管对集体领导的概念设计，没有能够提供法律性支持。
对于主教会议的纯粹协商性质，现在还不是考虑的时机吗？在某些方面，他们必须会做出某些决定。在单纯牧灵问题上，主教团目前也只具有协商性。在教义上来说，主教们没有决定权。但主教们连训导的权威也没有吗？
十三、教会与世界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是一个比较有时限性的文件：教会如何与世界发生联系？与此同时，世界也在不断进化中，并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所以，该宪章需要跟上时代变化。实际上，教会更需要一个全新的文件。自梵二会议以来，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已经越来越变得悲观和焦虑：梵二的喜乐在哪里呢？如今面临的境况是，尽管科学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但四处仍动乱不平，人们的的期望也越来越大。
不过，梵二会议提供了一个很强的动力，在许多地方，梵二产生了很强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拉美国家。而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遇到全球化问题时，人们会细心地倾听教会和教宗的声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拉瓦西（Gianfranco Ravasi）枢机发起的一个对话项目，该项目以“外邦人的法庭”而命名，旨在主张与非信徒开展更深层次的对话。该项目在几个大城市中进行，完全符合《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精神：教会愿意倾听并与当代文化和哲学交谈。
《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也是一个著名的文件。尽管在今天人们似乎已忘记了这个文件，而且已不再阅读它。然而，在梵二会议期间，人们可对这个文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梵二会议之前，释经学家和神学家们对此的讨论达到了高潮。
十四、有召开“梵三”的必要吗？
我们偶尔会听到要求召开“梵三会议”的愿望。确实有些事情也需要这一愿望。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世界中，都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教会必须对这些问题采取立场。教宗若望二十三提到过的新五旬节教派之风，是否真的到来？教会真的需要“与时俱进”吗？现在教会需要与世界对话吗？今天的教会是否缺少集体领导？教会是否越来越中央集权？教会中的“传统主义者”倾向化是什么意思？原因是什么？是需要回到古老的礼仪吗？为什么有一些团体不接受梵二会议的决定呢？是不是梵二会议的少数派观点站了上风？是不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失去了凝聚力？是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召开梵三会议呢？
世界已发生了变化。现在伊斯兰教在快速发展，紧追一些福音派教会。还面临一些其它的问题，例如其它宗教、神职短缺、恋童危机、女权主义、一些新兴的运动、许多新的通讯技术、对未来星球自身的忧虑……等等。
在梵二期间，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并在理论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这些问题在今天还仍然存在。例如，中央与边缘之间的关系问题、主教集体领导及其法律模式问题、教区划分的可能性、在某些领域集体做决定的问题、管理的透明问题、讨论的公开性问题……等等。
那么，是否召开一次新的大公会议就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呢？要组织一次大公会议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繁重的问题。主教们的旅行和交通都需要教会出经费。而且，目前全世界的主教数目庞大：仅主教就多达5000余人，还不包括大批专家和客人。所以，要召集这样一次大公会议谈何容易！是不是可以召开区域性主教会议呢？但是，现在人们对召开一次大公会议的热情和愿望并不高。我们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担心，召开一次新的大公会议，已经不可能象梵二会议那样。参加梵二的大部份主教们都来自欧洲，而现在的主教们，则来自世界各地。
今天欧洲以外的教会人士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担这样一个重大使命呢----召开梵三呢？是不是梵二会议的决定没有能够经全部实现，所以需要召开梵三呢？
（秘书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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