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常平 神父
教会初期对地方教会相当重视，同时在神学方面上对文化和宗教相当积极。至少东方亚历山大里亚的教父对希腊文化十分看重；若以神学言语来说明，他们提倡所谓“圣言的种籽”理论。太初的圣言不断在人类历史中行动着，不仅在以民中，也在其它文化中撒种。因此，这些教父们认为希腊哲学含有天主圣言的种籽。所以教会在这个文化区域很自然地配合当地文化，汲取其精华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生活。可见地方教会的本地化是在神学上积极肯定教外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在中国宗教与传统社会的互动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教关系传统：宗教不能凌驾于王权和封建纲常之上。任何宗教的命运最终都维系在如何对待王权和儒教的封建纲常这一问题上。
当代神学家们常对以下问题困惑不解：为什么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能够成功地在中国文化中扎根，而天主教教却那么艰难？这自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从某个角度给予完满的解答。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一点，即佛教之所以能成功地在中国完成其本土化过程，并成为影响人们精神生活经久不衰的因素，其原因不仅在于佛教进入中国后不断有高僧翻译阐述佛教经典，附会儒道传扬佛教教义，而且还在于这样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佛教在与中国文化及政治传统中最重要的纲常发生冲突时，往往是以佛教的外在妥协而消弭其间的矛盾。例如，在孝道问题上，佛教以修道立身，永光其亲为根据来论证僧徒出家并不违背儒教在家侍父母的孝道；至于佛教对王权态度，慧远曾著《沙门不敬王者论》，其旨在以实质上对王权的服从，免去形式上的“形屈之礼”。对宗法性人伦规范实质上的妥协成为佛教在中国扎根并得以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今天梵二大公会议后的神学，一般而论，对所有的文化与宗教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一著名文件中，承认其它宗教也在天主的照顾下，也有寻求人类“得救”的真理。其次，《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对所谓文化有更广的看法，包括政治、社会、经济……，人类在天主的领导下，能在各种领域中谋求人性的完成。这种新思想有利于地方教会的意识化，也引起建设本地化神学思想的需要。
再进一步，所谓建设神学本地化，实在是建基于基督宗教面对其它文化与宗教的超越和内在两面。教会是超越的，它本身不是文化；它来自天主，接受耶稣基督来自天主的启示。所以作为宗教而论，它也是超越的；也因为它是超越的，便能内在于任何文化，只要那些文化与宗教的因素、与天主启示的真理不相违背。因此，教会不单是超越文化，同时又能内在于文化，并且吸收其它宗教的积极因素。超越与内在是教会面对文化与其它宗教的两面，这是构成地方教会的关键。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第21号》，把一个理想的地方教会很具体描述出来了。它是由基督信友组成的团体，在某一文化区域中由足够的天主子民来领导；在信仰、礼仪、道理上配合当地文化的思想型态：就是信仰表达、礼仪生活……各方面应当反映出这一文化的面貌。甚至教会的结构与新的职务，也能与本地文化配合。理想的地方教会面对本地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能够讲出基督信仰的讯息，让人分享福音。正如于斌枢机主教曾说过的：“中国基督化；基督中国化。”这也正是圣保禄宗徒的传教方针：“对那些法律以外的人，我就成为法律以外的人，为赢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其实，我并不在天主的法律以外，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赢得那软弱的人；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格前9：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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