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恢复宗教信仰自由，不断提高教会的神哲学思想水平，开展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神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天主教神学研究所面临的基本任务和工作是，既维护正统的天主教神学理论的传统,又特别关注时代发展变迁给教会带来的种种问题和挑战,这种兼顾两面而求得神学创新的努力,在其理论研究中有着典型的表现。如何理解天主教神学理论的传统性与变革性之关系，已成为正确对待当代中国天主教神学发展的关键所在。在面对现代诸多问题及中国社会问题对神学的挑战时，人们似乎感到传统的天主教神学所持的启示基础，在今天神学发展中更加需要发挥解释出新的理念。特别是在现代多元思潮中，天主教神学在中国应以什么姿态来显现自身的价值？传统神学有无适应或与时俱进之必要?这正是今天中国天主教神学研究在发展得路途上所必须认识到的问题。通过对二十年来中国天主教神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不难看出它的研究层面、方法、成果、研究机构与成员组成和社会网络，可总结出推进中国天主教神学本地化及适应社会的理念之必要性和必然性。本文以此为目标分以下五点进行阐述。一、对改革开放后的神学发展回顾，二、分析神学研究的层面的成果、三、中国本地化神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四、中国天主教神学本地化研究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五、本地化神学研究的必然之路。
一、对改革开放后的神学发展的回顾
1986年11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四届代表会议和中国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1]，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增设了神学研究小组，专门负责神学研究工作。显示了中国天主教对神学研究工作已经十分重视。
987年3月7日，在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后首次神学研讨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教、神父、及神学工作者共同探讨如何结合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既忠于天主的启示，又符合时代精神的中国神学思想和神学体系。会议指出，每个时代应有自己时代的神学家，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和传播福音。当前应着重研究独立自办的神学依据和中国教会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思想文化传统从神学上加以分析，从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奠定基础。
1992年，在中国天主教第五届代表会议上,主教团将原来的神学研究小组更名为神学研究室，涂世华主教担任研究室主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宗怀德主教在《总结经验，
[1] 1987年3月30日出版的《中国天主教》第１期，第18页。当时的教会领导人在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为了不断提高我国教会的神哲学思想水平, 我们要努力创造条件，提供资料，组织力量，不断研究、探讨近代神哲学思想发展情况，经过整理编撰，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神哲学思想。这项工作希望各位神长教友，只要有条件的都共同投入，作为我国教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对待。”
开拓前进，为开创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新局面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中说：“主教团要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研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为此，我们要认真进行神学研究，建立和发展现代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体系，并相应地培养自己的、具有高深神学学识的专业人才。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1995年，神学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神学研讨会。会议主题为：一、从神学角度看中国教会如何对待计划生育问题；二、在当今社会现实中教会自身建设的神学反思。本次研讨涉及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平信徒的地位和责任、教会本地化和适应社会等问题。在这些论文当中，广泛引用了圣经、圣传和神学家们的论述，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天主教的神学研究工作拓宽了视野。
1996年开始不定期编辑出版《神学研究》刊物，内容涉及到神学译文、神学探讨、福传与文化、民主办教、自选自圣主教等内容。对地区性神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001年8月24-26日，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神学研究中心在江西庐山召开研讨会议。这次会议既是中国天主教第六届代表会议之后，主教团神学研究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对天主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民主办教和主教职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2002年9月26日至28日,一会一团在南京召开了民主办教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期间，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就中国天主教的实际情况来讲，民主办教，主要是指教会管理而言，由我国天主教爱国组织及广大爱国神长教友，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教情，通过民主协商决定教会内部的重大事情。在教会重大事宜上，中国天主教各级爱国组织要逐步形成“集体领导、民主管理、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良好机制，充分发挥广大神长教友的积极性。此次会议推动了中国天主教民主办的进程。
2004年7月，傅铁山主教在中国天主教第七届代表会议上作的《爱国爱教，与时俱进，推进福传，服务社会》工作报告中，对近年来中国天主教的神学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予以了肯定。他说：“几年来，一会一团先后在北京、江西、江苏召开了三次神学研讨会，对独立自主自办、民主办教、自选自圣主教的神学基础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思想研究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也为中国天主教进行民主办教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探索。中国天主教第七次代表会议之后，在中国天主教神学研究中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神学研究委员会”，成为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下设的委员会之一。
2007年5月，一会一团为了庆祝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五十周年，组织召开了“继往开来，发挥优势，促进社会和谐”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五十年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历史功绩，以及当今我国天主教如何继往开来，发挥自身优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为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后由一会一团研究室编辑出版了《爱国爱教，促进和谐》论文集。
2009年是中国天主教界国内教会和全球天主教会共同庆祝保禄年结束和司铎年开启的重要一年。首先，天主教会与学界共同举办的各种研讨会，结合中国国情，思考和讨论了如何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传播福音的大问题，确立“服从国家，适应社会，融入文化”未来发展方向，显示出中国教会大有希望。其次，中国天主教将教区建设和教会成长，服务社会与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列为今后长时期的中国天主教会发展的重要工作。第三，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爱国会加大了宣传力度和工作的透明度，及时巧妙、智慧地回应了海外呼吁，解答了基层教会提出的问题，以便基层教会了解政策走向和未来工作重点，努力做到了团结信友、弘扬信望爱三德，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道德建设领域多做贡献。
2010年，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在北京举行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的研讨会，高度评价了利玛窦在华的传教成功经验，即他充分的认识并适应了当时的中国与社会，尊重了中国的文化和习俗，遵守了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并以西方科学和技术服务了中国社会，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补，向中国人阐述了天主教要理，为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本地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神学著作也成为今天用中国文化解释神学的楷模。总之，天主教自明末传入中国，利玛窦采取适应中国文化和国情的传教策略，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并与社会各界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
2010年12月，中国天主教八届代表会议后，开拓天主教在中国的新局面，形成新气象，神学研究应当在中国的神学建设中有自身的担当，既要放眼于普世教会的思想潮流，又要扎根中国教会的历史经验，既要面对广大教友的灵性需要，又要关注教会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积极作用，既要提倡扎实的基础研究，又要回应教会在牧灵福传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因此,教会在本地化探索的基础上,强调加深人们对今天中国教会的认识,坚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方向和原则,通过广泛的神学思考,使中国神学研究能充分的注意中国本有文化和当前的中国社会制度,将传福音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长远的研究课题。
2011年9月，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福传与牧灵委员会在福建宁德召开，通过会议交流和讨论，中国天主教的福传与牧灵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教会在本土文化中不断展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顺应时代的发展，寻找自身的发展之路。
总之，随着中国天主教神学教育的恢复，天主教界为神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并追随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天主教所走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天主教由本国神长教友“自治、自养、自传”的模式，这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天主教的神学研究者认识到了神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性，认识到了需要在教会实践中探讨和研究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民主办教、自选自圣主教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并为和谐社会建设做贡献等奠定了的神学基础，并结合了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建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实现了由爱国神长教友主导教会的中国模式。
二、 分析神学研究层面的成果
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研究在上述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具有现代特色的神学思想，即适应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环境的神学思想。中国教会为了生存，不得不在这一新的社会环境中寻求一种新的角色和身份，体现她在中国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天主教选择了在政治、经济和教会事务方面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在当信和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这一选择既体现了中国天主教具有识别时代征兆和适应新的挑战和新环境的能力。同时在现代多元化的和谐层面将基督福音的理念也带给了中国，使其将中国天主教建立在尊重我国本土文化，拥护人民政权，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和谐关系上。中国天主教今天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中国文化、宗教、政治和社会环境和谐相处的神学观念。这种神学理念对于中国天主教徒来说，爱国是公民应尽的职责，爱教是教友应尽的本份，两者是一致的。这一精神既符合圣保禄宗徒的教导：“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1]。同时也遵从了伯多禄的教导：“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或是服从帝王为最高的元首，或是服从帝王派遣来惩罚作恶者，奖赏行善者的总督；因为这原是天主的旨意”[2]。
圣保禄宗徒承认合法权力来自天主，身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不尽公民的义务。在梵二会议的有关文献中，也特别强调信友作为“公民应慷慨而忠实地爱护祖国”，同时“信友应当感到自身对国家所负特殊而固有的使命”，“每位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应负起自己份内的责任”，而且“公民应当意识到自己的任务而与政府合作”[3]。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81年2月访问马尼拉时，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既然一个道地的忠实信徒必定同时是一个道地的优秀国民，因此我坚信贵国的每位天主教徒一定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出他的一份力量。”
从政治上来说，独立自主自办是我国宪法对所有宗教的规定，是在中国的所有宗教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副局长在《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如果中国宗教团体受外国势力支配，国家的独立自主就是不完整的”[4]。叶小文局长特别针对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事实指出：“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这是基于我国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有的宗教被帝国主义控制和利用的历史事实，是基于我国信教群众作出的自主选择。服从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主义祖国同呼吸共命运；适应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做光做盐，荣主益人；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使天主教成
[1] （罗13: 1-2）
[2] （伯前2：13）。
[3] （参阅《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四章74节）。
[4]参阅：王作安副局长著：《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第199-200页。2002年宗教文化出版社。
为中国文化所接纳、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宗教。乃是中国天主教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1]。
从神学上来说，中国天主教在信仰上的大公性和普世性是坚持着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并与伯多禄的继任人保持共融。这可以说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没有脱离圣而公教会。中国教会的办教原则在政治上和神学上的含义并不矛盾[2]。这说明了中国教会有自己的神学思想，也说明了天主圣神在引领中国教会进行发展。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出人预料地宣布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会议主题为：“适应时代需要，开创教会改革”。会议强调了建设地方教会的重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符合本土文化和国情的地方教会，是历史赋予中国教会的神圣使命。
刘柏年副主席1995年在香港举办的“社会变迁与教会回应”的研讨会上在总结中国天主教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说：中国教会“应遵循基督的圣训和宗徒们的传承，‘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的精神，尊重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民俗和文化道德，使其中国化、本地化”[3]。
总之，中国天主教在回顾教会历史与独立自主自办几乎相同的自治、自养、自传[4]。根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对于训练司铎的这些普通规律……应该和迎合本国的特殊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努力协调起来。……要能发现本国传统及本国宗教和基督宗教的关系。……这一切都要求修院的教育，尽可能地要和本国人民保持来往与接触”(AG 16)。这一论点给我们指出，中国天主教在神学研究与福传事业处处围绕以服务社会、适应社会，融入本土文化为基础，神学在中国才能得到发展和被认同。
三、对中国天主教研究的展望
中国的天主教研究在过往的年代中，常有着浓厚的史学研究倾向，厚古薄今的现象较重，对建国以来的天主教尤其是当代天主教研究中的欠缺。天主教史的研究，这是中国天主教研究最成熟的方向，有着几十年的资料积累，而怎样切入1949年以后的当代天主教史研究，仍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传统的以历史学、宗教哲学为擅长的研究队伍，在宗教社会学研究方面处于薄弱状态。未来的天主教研究可能涉及天主教与其它宗教的比较与对话，天主教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与现状，天主教与区域社会的发展，天主教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督徒的终极关怀与现实生存，中国天主教发展的分析、展望与预测等热点问题。对此，各个学科的单打独斗显然已无法满足天主教研究的需求。诚然，转换视角，吸纳新理论与新方法，摆脱驾轻就熟的传统典范，走跨学科、多项发展的路才能提升研究的层次。也就是说如何把宗教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及人类学及社会心理学等相关学科不断进行整合，坚持跨宗教的对话，从而把中国天主教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对中国天主教研究的意义，卓新平先生曾这
[1]参阅：叶小文局长著《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第476页。2007年6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2]、在1957年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代表们一致认为：“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带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
[3] （参阅：《中国天主教文集》第一集，第52页。）
[4]见1999年8月香港出版的《鼎》112期。
样指出：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因其存在与发展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和惟一性，使中国的基督宗教研究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在世界基督宗教研究的学术论坛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1]。著名宗教学家何光沪认为：基督宗教研究“有助于中国学术界观察与反思世俗社会制度，从中获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也有助于国人破除传统的天人合一观恢复上下之分，认识到人本身及与其它造物的相互依存平等关系”[2]。 这个论述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着信息化、全球化、多元化的社会趋势日益形成，宗教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中国社会将更为开放多元，信仰包容度将进一步增大。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已进入新时代，对天主教的神学研究提出了更大的要求，那就是搞好跨学科整合，探索新的研究模式，在关注历史研究的同时，不断增强现实关切性，才能为今日中国天主教神学研究发展的方向营造新的机遇。
四、中国天主教研究面临的挑战
在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天主教也面临着空前未有挑战。在神学思想研究方面，城市教会与农村教会存在许多差别，各教区具体局势存在不少差异，如何针对各地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可供地方参考的、可操作性的福传建议，如何从国家与教会两者角度思考达成国家与天主教关系和谐的途径与手段，如何采取措施巩固和加强教会的团结等等尚需进一步思考。
在谈及中国神学本地化时，它不但面临社会环境的变迁问题，文化的统一性问题，同时还应面临社会制度问题，比如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和澳门的自治制度，台湾的三民主义制度，在这些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制度下所谈论的中国神学本地化时，就出现了神学上的多元性和教会观念认同的差异性。使得中国天主教神学研究在本地化进程中的权威性受到消弱。
从传统的天主教神学看今天的中国教会时，由于突现教会模型的角度不同，过分强调单一性的法律层面或神恩性的层面时，都将会使得教会学在研究本地化时失调。天主教神学在中国应以本地文化姿态来显现自身的价值，即一种系统的西方神学理论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需要认真的鉴定，看能否为人和社会带来益处，这种现世性的需要与满足将更进一步的被末世性与超越性带入新的境界层面上。这对传统的中国文化接受西方形上学的概念将是一种新的启发和要求。
传统神学在适应或与时俱进时常会显示出积极与消极两种不同答案，即应该适应时代或应该与时俱进，因为天主愿意在历史中不断地让不同时期的人都能明了他的启示，不断地在寻找他的旨意，使人借着“道成人身”的基督，趋于完善自己，达到成全地步，这种救恩的普遍性和末世性进入了历史并与时代同行。若果说传统神学在适应或与时俱进时没有必要时，体现出天主救恩计划的至圣性是不变的，神学的独特性就是使人认识忠实可信的、完满无缺的、不变的天主圣三对人分赐他的无限量的爱的事实常常一样。
[1]参见卓新平：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见《基督宗教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何光沪：基督宗教研究对中国学术的意义，《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通讯》，创刊号(2001年)。
这种理论对传统神学解释出现了是与非的对立层面。总之，在神学研究方面，神学思想不只靠学科知识理论来支撑，更需要活勃的信、望、爱三德来激活神学进行阐述。这对无信仰者研究神学提出了具有灵性化生活的要求。
五、中国天主教研究应有的方法和态度
目前，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思想研究已经有了良好开端。中国天主教在探索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等的神学依据上有了较大发展，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系更为融洽、更为和谐。可说是教会深深感到自身和人类及其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结。为了更好地进行中国天主教的神学研究，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认真研读圣经和教会文献。因圣经是搞神学思想研究的源泉和基础。圣经能够为人进行神学研究提供一切必需的启示依据。教会文献能提供对圣经的阐述和正确的解释。
2）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因为建设本地化的中国神学思想，若离开中国文化土壤的滋养，神学研究将是不可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天主教的出路在于：“服从国家，国家就会善待你；适应社会，社会就会宽容你；融入文化，文化就会接纳你。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模式。”[1] 这种良性循环的模式正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方向！
3）更多地翻译介绍国外新近的神学思想和著作。通过介绍国外新近的神学思想，能够开阔我们神学研究的视野。及时了解当今世界上最新的神学动态，有利于神学交流，对神学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4）加强神学神学研讨队伍的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神学研究需要具有热诚信仰与福音化生活经验的人们大家共同努力，在恩宠与生活见证的基础上，才能更加清楚地阐述天主在人间的历史体现和人类历史中临在的天主的启示。各地教会有条件的，都应进一步深入开展神学研究，完善研究机构，培养研究队伍，善用全国各大神学院的师资力量，图书馆、和教会内已经能够开展理论研究的机构和中心，加强各机构的相互合作与相互支持，从实际出发，努力使中国天主教在神学思想研究上有所建树。
5、一会一团要有计划地开展神学研究，通过对具体课题的研究或召开有关中国教会神学思想研究的各种研讨会，为早日奠定适合中国国情和教情的神学思想体系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同时督促各大修院与教会内的研究机构努立的展示神学研究的成果、建立交流平台，即以天主教神学相关刊物作为其载体。解决研究与出版经费，究其长远，创立神学刊物充当载体。搭建多元对话平台，使中国天主教与神学学术研究在开放的语境、心态以及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充实研究内容，并为创造性成果奠定基础。由于历史研究的独特进路不受神学研究左右，将有关天主教史研究及资料整理与神学研究工作同步开展，使两方面可并驾齐驱，即研究中国天主教也能切入它的神学思想研究。
6、加强与社会上的专家、学者们在学术领域内的合作与交流，在今天的中国，有许多专家和学者研究中国天主教与天主教神学，虽然大多数大学体制内的学者并非科班出身，他们主要是从文学、哲学、艺术、社会学等领域进入宗教学与神学的研究领域，从
[1]参阅：叶小文局长《宗教七日谈》第170页。2007年11月宗教文化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规范的神学研究层次和教会信仰的训导权威来看，有待于继续完善，但他们研究成果的优势在于跨学科广度和文化底蕴深度（中国传统文化及历史积淀）具有很大的创造潜力，为在中国研究宗教学和神学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丰硕的研究成果。
7、对作为教会内的专业人士们来说，在研究天主教与神学的同时，应发挥自己的专业优长，在各神学院彼此之间、各地方的天主教神学研究机构也应统一的联系起来。研究神学是教会的一项重大责任，以上主的名及为服务上主的子民而进行。神学在教会内亦有先知性的角色。一个真正的神学家应存在于教会之内并生活于教会之中。因神学家本身常依赖于神学所讨论的根源的启示，将神学的功能常用于服膺上主圣言，来经常提醒人们走向真正的源头圣经裡面的天主圣言，使其临在于信众团体之中。这种理念要求研究神学者应有真实的态度，即的客观态度和主观上的态度：从客观上说，真理乃是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作的启示，这个真理要求我们以信德的服从来回应，这个信德必须是与教会以及教会的训导相符。神学一旦找到自己的真面貌，它的方法也会得到光照。神学方法不能只建立在与其他学术相同的准则上，更应该遵守来自启示和信德的规则，因为天主已经讲了话。从研究神学者的主观态度上讲：神学家的基本德行就是寻找服从信德。这种信德上的谦虚会使人大开眼界。谦虚使神学家成为真理的合作者，让身为真理本身的天主借着神学家和神学来讲话。并将真理带到世界，让世人服从真理。 这种服从真理并不意味着让人放弃思想研究工作。因为思想的变化是信友生命中的常态，信友也在思想变化中寻求并进一步认识真理，使其在思想的变化过程中走向天主。
因此在建立中国神学和研究神学本地化时，需要深厚的灵修与教会经验，在沉浸于基督奥蹟内时，对新的神学研究者更应是属灵的人。神学本地化不能单透过学术与理性的工具达到，因为神学研究需要有深厚的信德。在神学上的创新方面，常常需要由那些接受了恩宠与先知神恩的人透过文化途径表达自身的信德，同时也是由天主的恩宠和一个要达成的使命的启示去完成。
在研究《神学的意义和方法》这个题目时，本着教宗本笃十六世向第七届神学委员们所说的：“社会舆论要求神学家们促进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对话，为伦理道德做出贡献，这样的贡献必须以和平、正义和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基本指标”。同时也更应突现出神学的第一个要务，就如它的名称所指的，乃是谈论天主，思考天主，谈亲自向我们讲话的天主。神学的真正工作是进入天主的话里面，设法了解天主的话，并叫世界了解这些话，进而找到我们人生重大问题的答案。
总结：
从当代中国神学研究的发展与回顾的反思和分析来看，天主教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只是因为它迎合了中国文化，适应了中国社会，服务了中国人群，而且它向中国展示了它的优长，具有积极可取的一面。即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宣认历史中纳匝肋人的耶稣是主，祂是引领人进入永生与平安喜乐中的救主。这一方式将基督信仰的原本形貌在中国文化中表达了出来，丰富了人类生活，圣化了人类社会，并被社会所认同与接纳。如果说中国化的神学在它的发展过程只是顺应化的一元论的思想、只会将神学沦为一个时代化的工具，使基督徒的精神与真正的基督教理变质。
事实上，在中国对神学本地化的推进，对中国神学思想研究的实施，已经历着一个合理而又有可行的神学发展过程，那就是在使教会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更能体现出天主子屈尊就卑，降生成人的伟大奥迹，即以一个结合位格出现，同时又具有二性（人性和天主性）。教会既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有她属于人和属于天主的双重性，二者结合不可分开。因此，对教会学的研究可体现出社会学和圣经解释学的二元论题。就是说，在中国解释教会学理论概念时，在谈到它的无形精神层面时，有形的层面需要和中国的社会现状、文化、与政治制度的融合。
从天主教神学的独特性来看，它与中国文化不同，与中国文化也没有冲突，同时给中国本土文化增添了新颖性。即耶稣本身的特别魅力，吸引了人们对祂的人性、祂生活的方式、祂的价值观、祂的所言、所行、祂与受压迫者的接近、祂受苦与被侮辱的命运、祂的善良等等，使得中国人对耶稣起了的敬仰与信奉。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神学本地化与神学思想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神学任务、传教任务和牧民任务。对神学本地化的合理与必要性是基于传扬福音的工作和为人类谋求福祉、为社会的和谐与安宁提供积极的理论基础和依据。以这种神学本地化理念，阐述神学思想，能够为适应社会、适应文化、适应国情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这种三种适应意味着不断调整，以能从获得相应于变动的外在动力，谋求存在与其发展。这种适应是基于用天主教的真理来回答现实问题、体现信仰在时代发展中的特有价值和必要性，但它不是无原则、以牺牲其本有真理为代价的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在融入时代潮流时被消解、化掉，从而彻底失去本有的独特性。这种适应可体现在教会精神层面，具体为教务机构的服务精神、教会内各兄弟间都能以一种博爱之心，彼此之间善尽其职，努力合作，以教会共同分享的圣体圣事与礼仪的恩效，使信友达到与基督，以及信友之间灵性和肉身的统一，形成一个神圣的共融体。 这种适应使教会的精神的层面融入现实生活，能够体现教会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光”和“盐”的作用。以体现教会的历史性、社会性、超越性和末世性。意即“圣言起初就有，。。。圣言成了血肉，居住在人间。使之在真人耶稣基督身上能体现出那位真正的、历史的天主。
总之，神学研究在中国遵循着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今天迫切需要在文化界、在民间社会、在政治界创造必要的条件，使人们完全意识到自然伦理道德、法律是不可放弃的价值。在传播福音与解释末世救恩的层面上，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结合中国国情，思考和讨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传播向我们讲话的天主，体现在我们生活中临在的天主。将神学研究的内容与服从国家，与适应社会，与融入文化的概念结合起来，将中国天主教的教会建设，神学思想研究能够和服务社会及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紧密的联系统一起来，体味“道成人身”的意义，经验与人类同在与同行的天主，这可以说是天主教本地化与神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也是天主教神学研究和教会长期发展应有的态度和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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