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适应还是疏离？
天主教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与发展至今已经2000多年了。其本土化的进程随之进行了2000多年。“在早期的宣讲福音，神学就寓居于本土文化中；由早期的犹太文化，到后期的希腊罗马文化，神学就不断融入这些文化中。现在被普世教会接纳的神学，其实也是某类本土神学的表现，只不过被普世教会接纳了，内容采纳了不少希腊思想去表达。----正如耶稣降生在犹太文化环境中，同样神学必然降生在某种特殊文化中。”[1]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的天主教已经身处一个崭新的21世纪。如果说，元、明清、近代是天主教在华本土化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则现当代（主要指1949年以来）天主教在华已经进入了本土化进程中的第四个阶段。
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发展的巨变，这第四个阶段与前三次本土化所面临的环境已经显得截然不同。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开放化、科技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个性化、自由化、世俗化、多元化，而中国也在这一潮流中奋勇前进。中国天主教会在历经多次风暴的洗礼后，更加善于自我生存与发展。
目前，中国天主教正处于恢复与平稳发展中，各地都在加快从事硬件方面的基础建设，如纷纷建教堂。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信众不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总体趋势是人数在增长，社会影响在增加，其社会形象在日益向好的方向转变，教会也日益变得开放与理性。
客观而言，中国天主教自入华来，本土化进展最顺利与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应是明末清初与民国，明末清初一大批杰出的以利玛窦、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为代表的传教士与儒家天主教徒融汇中西，运用适应性传教策略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天主教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民国时期以马相伯、英敛之、刚恒毅等为代表的中国天主教会为摆脱殖民形象与国外控制从而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做出了贡献。然而，或者由于政教关系，或者由于中外国际关系，最终消逝于无形，而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沉重的思考。今天，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路子究竟应该如何进行？
著名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在总结基督教在华历史后，提出基督教在华传教方针所经历过
[1] 吴智勋，《神思》，第47辑，香港圣神修院主办，“教会本地化”， 14页。
的七种模式：即1、外表的和谐----景教；2、不同信仰的混合----摩尼教；3、互补的融合---利玛窦；4、传教冲突---17、18世纪；5、文化帝国主义---19、20世纪；6、反传教的反响---20世纪；7、外来宗教的本土化[1]。他认为，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华在经历了外表的和谐、不同信仰的混合、互补的融合、传教冲突、文化帝国主义、反传教的反响等六个模式后，今天，已经进入了第七个模式即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时期。我们赞同孔汉思先生的划分，但关键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路子究竟如何开拓？
著名基督教研究学者唐逸教授在分析基督教在华发展的阶段后，提出了基督信仰中国本土化之三种类型：即一、语义的采纳，指出版采用本土的语词语句以翻译外来观念；二、观念的折衷，指力图采用本土语境中的现成观念来移植外来观念，以利流传；三、价值的完成，指意识到利用现成观念不仅不妥，且已扭曲原来观念，故必须采取特殊语义手段，诸如语义中立化、限制语势、创造新义、改造原有语言或象征形式等，以利外来价值的确立。唐逸教授认为，与观念的折衷不同，价值的完成则是以某种固定的基督信仰之本义，重新诠解中国文化，赋予后者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意义。即不是用中国价值来改造基督教价值，而是相反用基督教信仰来改造或完成中国价值。其特点是维护一种固定不移的基督教教义（往往以宗派的教理为转移），寻求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或诠解中国文化的观念而提升之。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中国形式，诸如中国画、中国歌曲、中国诗词、中国建筑、中国小说或戏曲等，来表现基督信仰；另一类为用基督信仰来诠解各种文化观念，包括传统与现代观念，将中国文化提升到外在超越信仰的新高度[2]。唐逸教授提出的两类途径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与思考，也在一点程度上与本文中的部分内容相印证。但是，唐逸教授最后的结论却是消极悲观的：“外来观念，必融入本土语境；外来观念体系，必化为本土语境中与语境的基本价值结构相通约的子体系，方成为可理解、可接受、活泼有生命的文化价值。三种类型本土化努力，未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在语义适应过程中尚未找到外来观念体系与本土语境基本价值结构（世界观、生活态度）的共界。于是，在语义适应过程中，力求中国化则偏离原教旨，而维持原教旨则疏离中国语境。因此，基督信仰自基督信仰，中国文化自中国文化，二者并未形成水乳交融之势。”这里，我们不完全同意唐逸教授的结论。在笔者本研究论文中，部分区域基层教友的日常礼仪、生活态度、教育、道德等与中国本土文化水乳交融，已找到部分“共界”，得到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只不过，这种“水乳交融”仅仅是局部的。
第二节 对策与建议
本土化的困境需要不断的探索与追寻。在此，一个学理式的探讨与向导是必不可少的。笔者的主张如下：
一、对话的本土化。
[1] 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0年，208页。
[2] 唐逸，“基督信仰中国本土化之类型”，《世界宗教研究》，1999（2）。
两者不同文化的相遇中，冲突、碰撞、疏离是由于不了解所致。不了解是由于缺少沟通、交流与对话。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对话的时代。对话可以赢得彼此的了解与理解，从而可以有望在此基础上找到共同点，达成共识。最后避免冲突、碰撞与疏离。当代中国天主教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加强与各种文化形态的对话。不但应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佛教、道教等对话，更应该注重加强与马克思主义、民间宗教信仰、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等的对话。教会内外的知识分子应该充当对话的领头羊。
二、相互包容的本土化
本土化应该是一个两种或多种文化相互包容的过程。
孔汉思指出，“如果基督徒坚定地相信福音信息应当走向世界而不应局限于某些民族、某种生活方式、某种习惯的祭仪，那么结果必然是基督教的本土化。这不是对基督教的基要和传统的背叛，而是进入与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的联姻，由此丰富双方的内涵。如果基督教想要成为一种持久的社会推进理论，除了实现基督教的本土化，舍此别无他途。[1]”
中国基层文化是包容的，现实的，包容现实的中国文化已部分接纳了天主教，在几百年相对封闭的农民每天在固守着自己的信仰，一代一代，一族一族，一家一家地把天主教的教义礼仪传承下去。这一方面说明，天主教本身有极强的生命力与较高品质。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文化有巨大包容性。中国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已经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留下了一片空间。但他能否为高层所赞赏，为知识分子所认可、接纳与宣传，为社会所普遍认可，尚须时日。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天主教是否能包容中国传统文化。
三、相互适应、吸取对方、相互补充和综合创新的本土化
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有绵延连续性、继承性、流动性、开放性、互相影响作用性等特性。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绝对不变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完美的，所有的文化均处于不断的更新过程中。神学只有不断丰富才是有希望的神学，文化只有不断更新才是有生命的文化。在我们看来，真正的本土化应该是基督徒以个人或团体的方式，活出他们信仰和国家民族双重的遗产。天主教在当今中国，也应该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适应、吸取对方、相互补充的宗教文化。双方吸取对方、相互补充的前提，就是要尽可能寻找双方的相似之处（如对天、仁爱、孝道、尊重婚姻、重视家庭教育等的强调)，并力争发现对方的优点。在此基础上，吸取对方优点，后相互补充，并进行综合创新融会贯通。
四、直面社会现实、服务社会与利益大众的本土化
天主教作为一种人类宗教信仰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一套学院殿堂里的学问，更是一种“生命的学问”，是有血有肉可以实践的生命体验。天主道成肉身，进入特定的历史，分享人的软弱经验，承受人类的实际苦难。在古代西亚社会如此，在希腊罗马社会如此，在当今
[1] 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7年，289页。
中国社会更应如此。福音应该能给今天处于急速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现代化、科技化的广大中国民众带来自由、正义、平等、博爱、释放、温暖与盼望[1]，应该能丰富一部分人生命的成长与更新。一个宗教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如果排除了文化理念化的过程，它就永远是一个生疏的外来者。如果它的信仰及教义体系不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表达，它就不能在存在的意义上使人们对它所阐释的信仰产生终极的渴望，而它的信仰者就会要么急功近利，要么徒有虚名。正如20世纪60、70年代，北美黑人神学以肤色、种族歧视之经验为背景、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以阶级剥削压迫经验为背景以及女性神学以性别歧视经验为背景，今天，中国的天主教也应该直面社会现实，服务社会利益大众，以中国广大基层老百姓的丰富经验为背景。一方面，要以整个心神服膺信仰；另一方面，要透彻新文化，不只是一知半解，而要身体力行。只有这样，才能激起人们的共鸣与接纳。由此。我们真诚希望天主教能够成为感动中国的一支力量。
五、求同存异的本土化[2]
有西方天主教背景的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是主张“多元文化主义”的先驱。他认为真正的“多元文化”应该建立在平等信仰和文化之上，并提出，现代社会的“统一性”（Unity） 不能建立在某一种确定的“认同”(Identity)上，而是要在多元文化下，超越文化，克服差异，建立统一的普世的统一性(Universality)，从而提出要用一种“存异之同” (Unity---across—difference)来代替“认同之同”(Unity---through-- identity)[3]。泰勒的说法揭示了人类不能在某一种文化认同之上建立共同的身份认同。我们必须寻求“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共存，“一”与“多”的协调。
[1] 今天，中国现代化市场化等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如，缺乏诚信、理性，人际关系疏远，边缘群体增多，贫富分化严重等社会问题，引起了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忧虑。因而基督宗教可在拯救这一危机中提供重要精神资源。知名教会学者赵建敏神父提出，天主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有五大原则;人格尊严原则、公共利益原则、服务参与原则、仁爱互助、真理自由正义和爱的原则。引自赵建敏主编《天主教研究论辑》2006年，第三辑。
[2] 卓新平教授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求同与存异》（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出版2007）一书中提出：从信仰认知来看，基督教在华之异及其作用和影响则包括如下一些方面：1、基督教的原罪观对人性本质的认知；2、基督教神性观对三位一体上帝的认知；3、基督教拯救观对神子、人子共构之耶稣基督的认知；4、基督教超越观对“外在超越”的认知；5、基督教终极观对历史意义的认知；6、基督教普世观对民族文化定位的认知。卓教授还认为，存异中的基督教特色对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塑造有重要作用与借鉴。这些特色包括：1、基督教文化体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爱”之精神；2、基督教文化体现出一种颇为独特的“谦卑”之精神；3、基督教文化的普世观提供了一种全球意识和整全视域；4、基督教对“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人间”与“天国”的二元分殊，亦与中国传统的一元、圆融之世界观相异；5、与其“外在超越”的精神相关联，基督教信仰表达了一种“终极关怀”；6、基督教从社会批判、历史洞观意义上提倡一种“先知精神”；7、基督教以主张信仰“耶稣是基督”而展示了与其他宗教明显不同的拯救精神；8、基督教在其文化传统中还倡导一种“禁欲”精神；9、基督教强调一种与“理性”精神不同的“神秘”精神；10、基督教传统中贯穿着一种“契约”精神。笔者认为，卓教授所指出的“异”对当代中国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
[3] Charles Taylor, A Catholic Modernity，p.14，转引自刘家峰编，《离异与融合：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人民出版社2005，12。
笔者认为，本土化是一个双方寻找最大公约数（即共同点），并在不可能融通处尽力寻找对话、争取互相理解、求同存异的过程。对于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互动来说，公约数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对至上神、孝、仁爱、忠、平等方面的强调。而在天主教原本教义中较为突出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为薄弱的思想如正义、自由、组织性、大公性普世性观念等方面，应该加强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力争寻求理解，并在当今中国社会发挥先知性的角色。
六、注重伦理本位的本土化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高度重视伦理道德人伦实用的文化。在这样一个文化传统中，伦理道德的价值超越了思辨探讨的价值，对伦理道德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形而上学的重视。因而，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要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这一传统并实践之。
吕大吉先生认为，中国宗教包含着强烈的现实性，而能够成为社会、政治、伦理功能的宗教。他说，“中华民族的文化重视现实人生，重人伦道德；自古代流传下来的天朝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它们作为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官方宗教和正统信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特别追究鬼神世界的真实价值和个人灵魂的解脱，不特别看重宗教祭拜的外在形式，而注重于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政治的和伦理的教化作用。自古就有‘神道设教，就是神道与教化’的说法，它概括了当政者对宗教社会本质的基本观点。[1]”“离开了道德，宗教就会变成邪魔外道。[2]”因而，当代中国天主教必须立足伦理本位，这是力足中国土地的前提条件。
七、坚持内在核心价值与更新外在表达形式相统一的本土化
近代著名学者韦卓民博士认为，基督教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要“基督教中国化”，“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体会那种文化的精神。那种文化愈复杂，历史愈悠久，这种了解，也就变得更重要。”具体而言，韦博士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只关注语言上的翻译是不够的，也必须考虑到中国“中国整个的文化背景----诸如思想形式、思想规则、研究方法、哲学、宗教、艺术及社会结构等等”，“我们宁可尽量深入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多数世纪以来为中国文化所吸收的各种宗教、社会以及知识传统的精神，来看有没有和基督教生活观念能配合的地方，在不抵触中国人观感情况下，有没有若干因素可以利用作为媒介和作为接触的交叉地带，用以将基督教义和制度传播与中国人民。”因此，他主张基督教必须与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与他们原有的生活融为一体。尤其要在宗教仪式、崇拜、音乐、建筑各方面，应尽量渗溶中国的独特色彩，使其中国化。“教会可根据中国社会生活的方式，有一种新的形貌、一种新的显现或表现。[3]” 韦卓民博士的话表明，天主教的本土化，应该坚持内在核心
[1]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93页，背景，商务印书馆，1988。
[3] 以上三小段选自韦卓民，《让基督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生根》，转引自刘家峰编《离异与融合：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人民出版社2005，12，245、246页。
价值与革新外在表达形式的统一。我们认为，“本地化”本质上是一个与本地文化相适应相融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核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不应该失去的，而其表现方式与形态可以变通，可以改革。
八、政教关系始终是决定因素
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第7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文认为，明末清初与民国时期天主教的本土化，都含有一定的防卫性反应。笔者认为，如果说，明末清初引致本土化中断的冲突主要是文化（狭义）的，而后来引起了政治的和国际关系的争端，则今天本土化的最大阻碍仍然主要是政治的，即争夺主导权的博弈。
今天，由于历次的运动、磨难、坎坷与挫折，使得天主教在今日中国相对而言较为封闭，但又力图开放自身的两难处境。
因而，当代中国天主教最应该做的就是洁身自好，勇做表率，主动积极树立自身良好形象。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天主教会应该做好三个定位：思想定位、组织定位、文化定位。并应该在移风易俗、教育、社会服务、政教关系、经济等多方面净化提升、改良中国传统文化，也应该在面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如公平、正义、心理疾病、贫困、环保、家庭等问题中扮演先知角色，荣主益人。
近代著名学者余日章在总结近代基督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时提出：“宗教与政治，同为人生之一部分，宗教助其为好人，公民教育助其为国民，本毫无冲突之处，故最高尚之宗教，与最纯正之公民教育，绝无隔离之必要，且宜互相辅助，达到好人好国民之共同目的。[1]”并认为，基督徒与爱国主义、好公民三者是不相冲突的。作一个基督徒并非即不能爱国，也未必即须放弃公民的责任。“一个基督徒应该做一个最高尚的爱国者，做一个最完美的公民。他不是不管是非，专以回护自己的国家为务，乃当时时主持正义；至万不得已，即因此而须反抗自己的国家亦有所勿顾。他极愿意辅助他的国家依着正义、公道、和平等原则行事，凡事见义勇为，当仁不让。遇不要时，他也情愿为他的国做同样的服务。[2]” 余日章的政教观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在面对和处理与政治的关系，仍然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
卓新平教授指出，“如果有着“博爱”精神的基督教在今天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相遇中能主动、率先低下其“强势文化”的“高昂之头”，体现出其“谦卑”精神和“忍让”姿态，当代中西对话或许能达至另一种境界，形成另一种风光[3]”。笔者认为，中国天主教必须深刻的认识到，联系到中国的特殊国情、政治传统与历史文化，天主教必须吸取佛教、伊斯兰教的本土化经验，必须适时调整自我，勇于更新。否则，难免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余日章，《青年会倡办公民教育运动之原起及其进行》，转引自《离异与融合：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人民出版社2005，12，195页。
[2] 余日章，《基督教与政治》，《文社月刊》3卷2期（1927年12月），第10页。
[3] 李灵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回顾与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1页。
第三节 总结：展望与思考
本土化，一个外来宗教进入本土文化时所产生的永恒课题。
时代在前进，教会也在前进。三百年前，教宗亚历山大七世提出的话语今天依然发人深省：“无须汲汲营营，探索论据而说服人们改变他们原有的礼仪、习惯、仪式－－－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其它欧洲国家，移植中国，能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吗？无须引进我们的国家，只要引进信仰，一种对任何民族的仪式或习俗都不轻视或伤害的信仰。----改变既定的习俗，尤其是自上古流传下来的，是最最令人生厌痛恨的了。如果强行改掉一些习俗，以你们国家的礼俗取而代之，且让人有承受外来压力的感觉。试想，那将会有什么后果呢？时机成熟时，人心悟得了真道，这些习俗也就不攻自破了。”[1] 影响深远的梵二会议对于神学本土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必须在每一个所谓大的社会文化区域内，发起神学的讨论，就是在整个教会的传统前导下，把天主所启示而记载于圣经内的史迹和语言，又经教父们及教会训导当局所阐述者，重新加以新的研究。如此可以明白看出，注意到各民族的哲学与智慧，经过甚么途径，信仰可以寻找智慧；又可以看出各民族的习俗、生活的意义，以及社会秩序，如何能够和天主启示的道德相协调。-----基督生活将符合每一个文化的天赋特性，个别的传统和各国的优点，在福音光照之下，将会被纳入大公的统一中。”[2]
今天，中国的天主教“不是印尼那种影响很大的本土宗教，也不是日本佛教那样已影响深远的外来宗教(贝拉，1998)；它既不是从旧宗教中衍生出来的新教派（韦伯，1987），也不像现代城市中那种面临市场化的多元宗教中的一支（贝格尔，1992，卢克曼（1995），甚至也不像它在西方的同伴那样历史悠久、地位正统而又问题叠出。这里存在的是一个已有几百年传统的外来宗教，同时又是一个小群体的宗教。”[3]
不过，尽管信众有限，影响力量尚小，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如何，天主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大家庭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我们可以讲，天主教以它独特的信仰文化、神圣主张、纯洁品格，正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大家庭中一个奇芭！
一位教会人士表达了自己复杂的思想。他在肯定“福音本地化的路势在必行。本地化就是要把福音降生在本土文化中，并肯定“文化基督徒”为探求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融合之路做贡献”的同时。谈到，“唐朝的景教徒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展开传教的工作，就要适应本地文化”的传教策略，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对此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在适应本地化的过程中，不管是语义的采纳、观念的折中、还是价值的完成都要持守自己固有的信仰，不能形成传教学上所称谓的“混合主义”，否则自己固有信仰要被本土文化完全同化，如景教到后来竟成为道教的一个宗派。传教活动时为了带来本土文化的净化与提升，同样传教士不能把福音和福音的“外衣”---自己本身的文化混为一谈。因此只有在相互信赖和坦诚交谈的基础上，才能达致以福音来净化与提升本土文化的目的。”[4]
这里，且不论对天主教本身的高度自信与对“混合主义”的担忧，不过起码反映出当代
[1] 引自钟鸣旦[比利时]，《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1993。
[2] 梵二文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16号。
[3] 吴飞，《麦芒上的圣言》，香港道风，2001年。
[4] 陈宾山，《信德学刊》第一期，河北信德社，1999年。
中国天主教界对本土化的自觉意识与殷切希望。
但是本土化的自觉意识应该是一种超越东西方的意识。如上所述，它应该是一种能处理好政教关系、加强对话、相互包容、相互适应、吸取对方、相互补充和综合创新、直面社会现实，服务社会利益大众、求同存异、注重伦理本位、坚持内在核心价值与革新外在表达形式相统一，从而保持教会大公性与地方性的必要张力的意识。
正如中国天主教会主教团二千禧年牧函说，“我们必须正视历史，修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必须牢固树立尊重中国文化、尊重国情教情，建立本地化教会的信心；必须坚定信仰、维护信德宝库、加强教会纪律、促进教会的共融合一；必须结合中国文化，研究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神学理论；必须完善及爱护形象，改进福传方法，树立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积极向上、乐于奉献的意识和精神；必须加强和完善各级两会和教区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人才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完善民主办教的机制，促进和引导广大教友参与教会的福传工作，同心同德，开创中国教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在中华大地上为主作证、广扬圣教的理想和愿望。”“中国教会在21世纪中的福传成败也将必然地取决于能否适应国家的日益发展与强大，民族和文化的多元与融合；取决于能否时时处处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这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时代的呼唤，是教会自身利益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向所有的人开放自己，让同胞和社会了解我们。我们自己和教会置身于国家和民族之中，置身于人类大家庭之中，因此，我们必须细心聆听、找准位置、发挥优势、做出贡献；我们必须向中国文化开放自己，吸取她丰富的宝藏，用民族的语言、文化、哲学、道德、礼仪等方面的精华，阐释教义，丰富信仰生活，建立本地化特色；我们必须向兄弟宗教和不同信仰者开放自己，转变惟我独尊、惟我独真的狭隘观念，尊重在其内的真理和优良传统，学习他们的经验，促进对话，共同进步，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
展望未来。我们翘首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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