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平信徒运动风潮中的天主教会
“历史上的天主教会经历 了各种各样的运动,正如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一般……”,法国历史学家普拉[1]如此写道:如果撇开天主教会所经历的种种精神思潮——后者常常以创造性的方式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影响了天主子民的生活方式——那么,要想了解天主教历史就是不可能的。
在此意义上,在二十世纪天主教会当中出现的新情况,尤其是在平信徒层面出现的新变化,就成为一种既清晰又复杂的现象。这一现象很难被归结为某一单一的来源,恰恰相反,它代表了今日天主教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是理解当代天主教会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在一个被定义为历史上最为世俗化的世纪——按照里卡尔迪[2]的说法,它不仅是一个“远离天主”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殉教的世纪”——当有人从诸多方面预言基督宗教的“衰落”[3]时,人们却发现,与此相伴的则是神恩革新运动(un rinnovamento carismatico)的兴起,即平信徒集会这一新形式的出现和成功,这一新的形式尽管特征各异,但却表现出平信徒在参与教会活动方面非常寻常的能力。这一运动已开始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迅速蔓延,甚至包括哪些传统上远离天主教会和宗教的国家和地区在内。[4]
对于天主教会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分水岭,在其中,天主教会被迫重新思考其与世界和社会的关系问题,重新衡量其所面临的新现实和新挑战。当史无前例的法国大革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转变从而推翻了将自身的确定性建基于政教合一的政权之上这一天主教模式, 19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变化又加深了天主教会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天主教会同“现代性”的对话进入了艰难时刻。不过,与此同时,基督宗教的目标,以及与那些不再将基督宗教视为
[1] 普拉(E. Poulat):《19-20世纪法国平信徒运动的伟大历险》( La grande avventura del movimento cattolico in Francia, (XIX e XX secolo) ,载《天主教平信徒运动》(I movimenti nella Chiesa), “Concilium” 2003/3 ,第 75-86页。
[2] 里卡尔迪:《百年殉教:20世纪的基督徒》( Il secolo del martirio. I cristiani nel Novecento),米兰,2000年。
[3] 参见法国历史学家德吕摩的著作——《基督宗教濒临消亡?》(Le christianisme, va-t il mourir?),巴黎,1977年。
[4] 目前为止尚没有一本专门论述平信徒运动的历史著作,最近刚刚出版的法乔里(M. Faggioli)的论述——《教会运动简史》(罗马,2008年)可视为一次简明扼要的尝试。此外,亦可参考英帕辽佐:《天主教平信徒运动与新兴教会团体》(Movimenti e nuove Comunità),载《天主教国家——1958年至今的天主教会与意大利社会》( La nazione cattolica. Chiesa e società in Italia dal 1958 ad oggi),米兰,2004年;埃基( C. Hegge):《“梵二”会议与教会运动:对神恩的接纳》( Il Vaticano II e i movimenti ecclesiali, Una recezione carismatica),罗马,2001年;法瓦莱(A. Favale):《天主教会的新兴团体:宗教研究》(Comunità nuove nella Chiesa. Studi religiosi),帕多瓦,2003年。
自我认同的社会或国家毫不妥协的意识,却使之开创了一个方式和侧重点各异的、富有成果的时期。对此,天主教徒开始扪心自问,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教会的角色和存在方式该做何种定位?
即便在一个仍然长期以教会圣统制为教会论核心的情况下,平信徒也开始逐渐扮演一种与过去极为不同的角色, 这一教会论将平信徒定位为“教会的学生”,并承担着“动员平信徒”的特权和角色。在此意义上,人们不妨阅读一番教宗良十三世就天主教运动发起的一系列倡议,或者庇护十世在1905年向平信徒颁布的“准则(Norme)”,后者发明了一种在平信徒当中组织“协会运动(associazione-movimento)”的新模式,并在庇护十一世担任教宗期间得到了持续推进。教宗庇护十一世为人所熟知的则是将平信徒联合主义通过“公教进行会(Azione Cattolica)”予以重新表达。这一组织出现在19世纪末,1923年10月2日,其章程获得教宗的批准。在此情况下,教宗庇护十一世精心地调整了平信徒组织和教会圣统制之间的关系,并将其置于主教们的直接领导之下。[1]
这一构思在教宗庇护十二世时期却得到了完全的扭转,将天主教会自身视为一场运动这一观念开始赢得了空间,在这一运动当中,各种灵性和神恩派别拥有其自主权。早在1943年颁布的《基督奥体》(Mystici Corporis)通谕7中,教宗宣称倡导神恩在教会当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并肯定说:“在圣神那不可见的使命和司铎自基督那里获得的合法权柄之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冲突和令人反感之处”。在1951年的一次演讲中,教宗庇护十二世重申了其对“公教进行会”的信心:“在某些司铎和平信徒的引导下,天主教平信徒运动吸引了大批教友……” [2]。
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开放,事实上, 教宗庇护十二世掀开了教会论的新篇章,并在“梵二”会议宪章——《论教会教义宪章》(Lumen Gentium)中臻至巅峰。该《宪章》明确了天主教会的真实身份不在于有形可见的各类教会机构,而在于“遍布整个世界的天主子民”。[3]
在教会论发生持续演变的大背景下,平信徒运动的经验便不再被局限于类似于传统上的天主教联合主义。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教会平信徒运动的经验虽说在倾向、规模和表现方式上存在着差异性,但是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其并非一场有计划的革新运动,而是一场贯穿整个教会的神恩潮流。
人们日常所谓的平信徒运动,即是指上述事实。这是为二十世纪的天主教会打上标志性烙印的独特现象,不仅为信徒的团体生活的注入了新的形式,而且也为福音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
[1] 参见法拉利( L. Ferrari):《意大利“公教进行会”:从产生之日到教宗保禄六世执政时期》( L’azione Cattolica in Italia dalle origini al pontificato di Paolo VI),布雷西亚,1982年。
[2] 庇护十二世:《广播稿与演讲集》(Discorsi e radiomessaggi),梵蒂冈城国,1961年,第XIII卷,第294-295页。
[3]《论教会教义宪章》,参见《梵二大公会议文献全集》(Tutti i documenti del Concilio),米兰-罗马,1971年,第17页及以后各页。 请特别留意第4章有关论述平信徒的部分。
平信徒运动现状一瞥
对于平信徒运动、至少是那些上个世纪在国际范围内获得成功的平信徒运动的实际情形进行一番快速而简单的审视,将有助于对其多样性加强认识,不过,按照马克·英帕辽佐(Marco Impagliazzo)在 相关文章中的说法,这一多样性也孕育了所谓的“同一性”。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平信徒运动,多半产生于“二战”结束和“梵二”会议之间。[1]
在20世纪40年代,西班牙刚刚摆脱了内战的困扰,却又陷入世界大战的纷争,与此同时,其国内出现了一些试图以天主教价值“重新占领”社会的团体,由施礼华(Escrivà de Balaguer)司铎建立的“主业会(Opus Dei)”即为其中一例。“主业会”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创建于西班牙,并于1928年和1930年分别成立面向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的男部和女部。然而,在当时,“主业会”却采取了一种与平信徒运动截然不同的方针,即致力于培养其成员成为高级神职人员。
1941年,在西班牙的马洛卡(Mallorca)举办了首期“基督活力运动培训班(Cursillo de Cristiandad)”,在喊口号和唱歌等心理手段的辅助下,经过短短三天的课程,此次培训班实现了“重新福音化”的目标。“基督活力运动”的足迹甚至越出了欧洲,在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多个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获得了迅速传播。就这样,从“小小的培训班”诞生了许多以堂区教堂为中心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平信徒小组。
“二战”后的意大利,在耶稣会士隆巴迪神父(Riccardo Lombardi)的组织下,兴起了“缔造美好世界”(Per un mondo migliore)的平信徒运动。在上世纪50年代,当人们在到处议论天主教会的衰落时,隆巴迪神父却在对媒体力量的合理利用下,成功地奋兴和吸引了大批天主教徒,在那场手足相残的战争之后,呼吁重新和解,以及灵性上的共融。[2]由隆巴迪神父发起的平信徒运动在一开始曾获得过振奋人心的效果,甚至还得到了教宗庇护十二世的支持和鼓励,但却在后续阶段遇到许多困难。不过,由隆巴迪神父倡导的神恩奋兴运动却影响了二十世纪天主教会当中许多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其中便有1980被刺杀在祭坛上的萨尔瓦多主教罗梅罗蒙席(mons. Oscar Romero)。
“玛利亚的事业(Opera di Maria)”这一平信徒运动的诞生与“二战”的惨剧关系密切,该运动常以另一个名字——“熔炉运动(Movimento di Focolari)”而闻名于世。1943年,意大利北部小城特兰托历经战火的摧残已满目疮痍,一位年青的女子卢嘉勒(Chiara Lubich)面对世界大战的蹂躏,看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惨剧,并被呼召以爱缝合恶所造成的巨大深渊,以合一来对抗引起众多破坏的分裂和仇恨。就这样,一个过团体生活的、以互帮互爱为联系纽带的女性小组应运而生了。继第一个小组之后,更多的“熔炉小组”开始纷纷成立。事实上,“熔炉运动”将其合一的理想融入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在向世界范围内传
[1] 参见英帕辽佐:《天主教平信徒运动与新兴教会团体》,in AA.VV.(多人合著):《天主教国家》(La nazione cattolica),米兰,2004年。
[2] 齐佐拉(G. Zizola):《上帝的麦克风:庇护十二世、隆巴迪神父与意大利天主教徒》,米兰,1990年。
播时,向着不同的生命状态和不同年龄的人群敞开了大门,并且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经验,即经济上共享,从而在世界不同国家建立其许许多多融生活场所和集体劳动于一体的“城堡”,后者代表了绝大多数平信徒运动的行为准则和集会场所。其中一项显著的工作即是在不同基督宗派之间以及在不同宗教之间开展对话。[1]
与此相较,路易吉·丘萨尼(Luigi Giussani)所发动的平信徒运动则选择了一种截然有别的方式。丘萨尼为生活于米兰的一名神父。受在青年人、尤其是学生当中重建基督教团体这一念头的驱使,1954年,丘萨尼神父放弃了维内葛诺(Venegono)修院神学系的教职,前往贝尔希特(Berchet)国立文科中学教授宗教课程。在他周围开始聚集起一些青年学生,他们最初起名“学生青年团(Gioventù Studentesca)”,并且作为“公教进行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开展活动。数年之后,“学生青年团”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平信徒运动,并因不同取向而产生分裂,其内部也变得问题重重。[2]而“梵二”会议之后,按照对该运动素有研究的历史学家马西莫·卡密萨斯卡(Massimo Camisasca)的说法,“学生青年团”开始重新抬头,其标志性事件即1969年“共融与解放(Comunione e Liberazione)”的成立。“共融与解放”运动重新强调文化、经济甚至政治领域内的基督教“存在”。该运动在意大利、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有着深远影响。不过,该运动逐渐呈现出一种复合形态,即在平信徒运动之外,于1980年成了“共融与解放司铎博爱(la Fraternità sacerdotale di Comunione e Liberazione)”组织;1988年,在丘萨尼神父的倡议下,又相继成立了一个度奉献生活的俗世会——“缅怀救主(Memores Domini)”。
“梵二”会议精神
随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召开,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邀请天主教会从对“时代信号(segni dei tempi)”的感受出发进行“自我更新(aggiornamento)”。[3]这一在天主教会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开放态度和巨大变革所引起的非同寻常的效果是广为人知的。“梵二”会议将天主教平信徒卷入了激情的浪潮之中。短短数年间,为教会结社运动赋予新生的种种革新措施开始遍地开花:在“梵二”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平信徒运动和新的灵修团体,其数量远比各类文献中记载的为多。这是一段被视为“天主教会的春天”的空前繁荣时
[1] 有关“熔炉运动”的论述可参考冯蒂(E. M. Fondi)、藏祖济(M. Zanzucchi):《福音孕育的民族:卢嘉勒与“熔炉运动”》(Un popolo nato dal Vangelo. Chiara Lubich e i Focolari), Cinisello Balsamo, 2003年;卢嘉勒(C. Lubich)、乔尔达尼(I. Giordani):《“那是战争时期……”运动发起的初期》(“Erano tempi di guerra…” Agli albori dell’ideale dell’unità),罗马,2007年;加拉吉尔(J. Callagher):《卢嘉勒:对话与预言》(Chiara Lubich, dialogo e profezia), Cinisello Balsamo,1999年;藏波尼尼(F. Zambonini):《卢嘉勒的精神财富》(Chiara Lubich, la sua eredità),米兰,2009年。
[2] 加米萨斯卡:《“共融与解放”的产生(1954-1968)》(Comunione e Liberazione. Le origini (1954-1968)),Cinisello Balsamo,2001年;《“共融与解放”的复兴(1969-1976)》(Comunione e Liberazione. La ripresa (1969-1976)),Cinisello Balsamo,2003年。
[3] 参见1961年12月25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颁布召开“梵二”会议的敕令:《人类救恩》(“Humanae salutis”),收入《梵二大公会议文献全集》,第I-IX页。
期。[1]
1964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一个贫困的市区,一位刚刚皈依基督的年轻作家方济各·亚基罗(Francisco Kiko Arguello),同赫尔南戴(Carmen Hernandez)一道,发起了“新慕道之路(Cammino Neocatecumenale)”运动。但事实上,“新慕道之路”的发起人并不自视为一场运动,其影响很快越出了西班牙,经由意大利而波及到整个世界。“新慕道之路”注重在堂区开展工作,并将之视为基督徒生活中的“天然场所”,而后从中组织起许多平信徒团体。这些平信徒团体尽管互有差异,但其发展却是有目共睹的。这一发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必要而明确的信息:重新发现福音宣告、洗礼的意义,和弥撒圣祭的中心地位。“新慕道之路”下设的各个团体,常常派遣夫妻或核心家庭成员前往全世界许多贫困地区进行传教,不过,与同时期成立的、以关心穷人为核心内容的其他平信徒运动或组织相比,“新慕道之路”只强调传教而不注重发展特定的社会慈善事业。[2]
与此相较, 1968年,在左派学生运动依然高涨的时期,“圣艾智德”团体在一名青年平信徒——里卡尔迪的倡议下成立于罗马。“圣艾智德”团体注重在年轻人当中开展活动,其名称缘于罗马一座小教堂的名字,这座小教堂是该团体进行每日集体祈祷的第一个场所。该团体随后开始在社会各个阶层进行传播,并将平信徒团体这一组织形式与每日集体祈祷,以及面向贫苦人群的无偿个人服务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将之作为天主教会使命的一个表达,即教会是“所有人、尤其是穷人的教会”。[3]对《圣经》和穷人的爱构成了“圣艾智德”团体的灵性和生命之根,以此为基础,该团体成员很快遍布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70个国家,其中不乏非洲人士,除此之外,该团体还致力于在遭受战争灾难的地区从事调解和重建和平(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该团体的努力,1992年10月4日莫桑比克内战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4],并积极从事跨宗教和文化对话。[5]
这种将与弱势人群荣辱与共置于信仰的优先地位的做法,同样可以在由法国人温立光(Jean Vanier)发起的一场平信徒运动——“方舟团体(l’Arche)”那里找到。 该团体以在家中侍奉弱智人士的方式来过团体生活,这一方式通过对灵性生命的特殊治疗而建立起一种
[1]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98年5月31日的五旬节弥撒讲道中指出:“平信徒运动和新兴教会团体是‘梵二’会议以来,由圣神所带来的新的春天,是神意的显现,它们是对天主之爱这一大能的宣告。天主之爱超越了人间任何分裂和樊篱,更新了大地的面容,以便为尔等缔造爱的文明” 。
[2] 布拉兹克(R. Blazquez):《新新教徒团体》(Le comunità neocatecumenali),米兰,1989年;罗马新新教徒中心(Centro Neocatecumenale di Roma):《新新教徒的发展及章程》( Il Cammino neocatecumenale, Statuto)罗马, 2002年。
[3] 里卡尔迪:《同杜兰和拉图斯一席谈:圣艾智德团体、罗马与世界》(Sant’Egidio, Roma, il mondo, colloquio con J-D. Durand, R.Ladous),米兰,1997;乔万里(A. Giovagnoli)编:《1968年——乌托邦与福音:青年学生的批判运动和天主教界》(1968 fra utopia e Vangelo. Contestazione e mondo cattolico),罗马,2000。
[4] 德·罗卡(R. Morozzo della Rocca):《莫桑比克:从战争到和平非同寻常的调停经历》( Mozambico. Dalla guerra alla pace. Storia di una mediazione insolita),米兰,1994年。
[5] 杜兰(J.D. Durand):《“阿西西精神”:若望·保禄二世针对圣艾智德团体的演讲和布道集——对和平史的贡献》(Lo "Spirito di Assisi". Discorsi e messaggi di Giovanni Paolo II alla Comunità di Sant'Egidio: un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a pace),米兰,2004年。
“相互尊重”的关系。如今,该团体已扩展至全球36个国家。[1]
如果不提及可以被称之为“银河系”的天主教神恩运动,那么对天主教平信徒运动的描述就称不上完整。这一神恩运动是与20世纪初基督新教的五旬节派密切相关的信仰现象,并在“梵二”会议召开期间在天主教界获得了迅猛传播。
该运动缺乏真正的创始人(运动的经验来自神恩,即圣神的直接感召),一般而言,该运动为一些自发组织的神恩小组,并因历史、生活尤其是神恩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虽然如此,其在国际、国内层面往往组成许多联合或联盟形式。这些神恩组织本质上不过是些着重强调祈祷的疗救作用的祈祷团体。在意大利,最大的平信徒联合组织为“灵性复兴(Rinnovamento nello Spirito)”,而在国际层面,各种神恩团体则选择加入“国际天主教神恩复兴服务处(ICCRS, International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Services)” [2]。
若望·保禄二世——1998年的转折
1998年五旬节之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圣伯多禄大堂召开了首届世界天主教运动和新的教会团体大会。此次大会并非一次由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民众围绕宗座而举行的节日盛会,而是一个就业已成为日常性的、明白无误的现象进行反思的时刻,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一现象还在不断发展,并在形式的多样性和自治性方面变得日趋丰富。[3]
此次大会也并非一次将平信徒运动纳入教会圣统制或有意加以引导的尝试,这一现象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谓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正如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此次集会成了平信徒运动“登台亮相”的契机。
相反,天主教会对参加集会的全部50多个平信徒运动组织所呈现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持“感激和喜悦”(引用当时拉辛格枢机的表述)的欢迎态度。
在集会的开幕报告中,拉辛格枢机试图从类型学的角度为教会的平信徒运动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拉辛格枢机宣布说,“既然圣神为每一个惊喜的时刻都做好了准备,那么,从制定某一严格定义的角度来对平信徒运动进行自我审视”似乎是适宜的,对此,枢机将平信徒运动确定为几个类别,这些类别按照相当清晰的类型学概念予以划分:“一般而言,平信徒运动源自某一‘卡里斯玛’式人物的引导,并在具体的平信徒团体中得以落实,这些团体籍着原初的力量从整体上重新激活了福音,并且毫不犹豫地在天主教中认识到他们生命的道
[1] 斯皮克(K. Spink):《共融的一生:温立光与“方舟”团体》(Una vita di comunione. Jean Vanier e l'Arca),米兰,2007年。
[2] 彭西拉(M. Panciera):《意大利的灵性复兴:教会团体》(Il Rinnovamento nello Spirito in Italia: una realtà ecclesiale),罗马,1992年。
[3] 罗马教廷各圣部负责人、不同平信徒团体的创始人和代表在两天的会议议程当中所提交的大会报告参见宗座平信徒委员会(Pontificium Consilium Pro Laicis)编:《天主教平信徒运动》(I movimenti nella Chiesa),梵蒂冈城国,1999年。
理,舍此道理,则彼等断无存在的根据” [1]。此外,这位未来的教宗还补充说,教会运动的范围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民族或国家,而是存在于“普世性的开放空间”。
拉辛格特意指出,在教会历史当中,与教会机构(拉辛格将其定位为教会的“支柱”)的历史相伴随并相互交叉的,是从未间断的一系列灵性运动,后者是与教会当局的管理或教会的领地毫不相关的灵性的自由表达(从隐修制度的建立到方济各运动和多明我运动等等)。无论如何,这些灵性运动参与到“宗徒的未竟之业”(此为主教的特权)当中,也就是说,它们表现出基督徒在传教观念上的持续性,并被召唤去做“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事实上,平信徒运动是在顺应时代精神的情况下,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基督教信仰在生活需求方面的回应。也可以说,平信徒运动是天主教会对全球化的主要应对措施之一,因此,这位德国神学家在报告的结尾祝愿说:“人为的组织愈少,圣神的工作愈勤,则幸莫大焉!”若望·保禄二世则在其闭幕词中提到平信徒运动在教会机构和神恩方面的“共同本质(coessenzialità)” [2],这一措词并非无足轻重。教宗果断地超越了神恩从属于更为稳固的、教会圣统制的原则这一理念。相反,教宗提出了一种被认为是本质上必不可少的教会论观念,即允许灵修群体的自由发展,而非纳入中央集权制式的规范或管理之中,这些灵修群体在不同环境下受圣神的感召,并担负着截然有别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1998年的五旬节可以被视为天主教教会论革新的完成,这一革新始自教宗庇护十二世的《基督奥体》(Mystici Corporis)通谕,并成为“梵二”大公会议的核心任务之一。
教宗本笃十六世和平信徒运动的前景
1998年召开的天主教运动大会代表了天主教会和21世纪人类社会关系的拐点。
正如里卡尔迪观察的那样,对于天主教运动而言,此次大会标志着其从青春期迈入成熟期的转变,或者说,从一个对自身团体的神恩的肯定和阐释阶段,进入到一个不但不放弃自身教会团体的个性,而且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他教会团体的神恩和个性的、更加成熟的阶段。这是一个面向他者、面向兄弟团体、面向在差异性中追求相互合作和共存这一能力的、坦然与均衡开放的时代。[3]
1998年的天主教运动大会为几个国际性平信徒运动组织带来了机遇,其中著名的如“熔炉运动”、圣艾智德团体、和“灵性复兴”等,自此之后,它们举办了一系列旨在增进不同平信徒运动和团体相互交流的国际性会议,进而尝试各种可能的合作方式。
上述国际会议的意图并非在于将不同的神恩和启示加以整合,也不是联合开展活动,而是致力于营造一种相互激励和尊重的氛围。因此,跨团体间的交流代表了一种试图同一个复
[1] 拉辛格:《教会平信徒运动及其神学地位》(I movimenti ecclesiali e la loro collocazione teologica),收入《天主教平信徒运动》,第23-51页。
[2] 参见《圣座若望·保禄二世演讲词》,收入《天主教平信徒运动》,第219-224页。
[3] 里卡尔迪:《仁慈与正义:天主教平信徒运动所面临的挑战》(Carità e giustizia: sfide per i movimenti),收入《天主教平信徒运动》,第183-190页。
杂的多阶层社会保持均衡关系的“成熟的基督徒”式的教育,在这一社会中,面向他人的开放态度构成了促进和谐共处文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这样的一种视野下,就不能不提到2004年在德国施派尔(Speyer)举办的会议,以及2006年在斯图加特举办的另外一场更为大型的会议,后者的会议主题为“为了欧洲和衷共济(Insieme per l’Europa)”,此次会议特别针对欧洲,但也不排除对全球层面的反思。数量不菲的平信徒运动和团体参加了这次会议,尽管规模不一、启示各异,它们还是为了提供一种基于各自神恩的灵性奉献和兄弟之情而走到了一起,并在差异性中相互激励。对于这些集会而言,基督新教和东正教平信徒组织与协会的出席显得尤其富有意义,这一“天主子民的普世主义”的实现,并不奢求各宗派在组织机构上的完全合一,而是培养一种在不同基督宗派间重建兄弟之谊的抱负。
执政伊始,本笃十六世就在2006年五旬节于罗马召开了一次新的平信徒运动世界大会。此次大会的主题是“身为基督徒的美妙和表白基督徒身份的喜悦”。 [1] 共有超过100个平信徒组织和新兴团体参加了此次大会。大会期间各团体代表阐述了不同环境下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并围绕天主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新的勇气、新的创新性和大胆的革新”——进行了讨论。[2]2006年的五旬节大会代表了新教宗对21世纪天主教平信徒运动这一重要事实的肯定。
结论
通过对天主教平信徒运动在形态多样性上的仔细研究(尽管有些过于仓促),可以发现,每一个平信徒团体均与其创始人的神恩密不可分,笔者愿意就此描述一下各个团体中所表现出的共性,并以作为本文的结论。
在此,我仅列举两点。这两点在我看来,既揭示了这一现象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在某种方式上体现出其历史的重要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平信徒运动出现于教会生活仍然按照传统模式加以组织的20世纪,并波及到教会方方面面的“有生力量”(如平信徒、修士、司铎等等),此外,昔日在教会生活中被严格划分的范畴业已成为过去。
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平信徒运动和新兴教会团体内部,除平信徒之外,还包括度奉献生活的人士、修士、司铎、主教等,有时甚至还包括红衣主教。上述宗教人士常常根据某一运动的内部结构和灵性从而选择以有组织的方式加入。但是,不同身份的教会人士聚集在新兴的教会运动内部,以一种具体而有效的方式表现出教会的同构性和世俗性:事实上,并不是加入新兴运动者的教会身份,而是其与“卡里斯玛”式领导人物的关系决定了其在该运动内部的角色。
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平信徒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普世性。平信徒运动被认为像是一个复杂的、由多个中心构成的整体,在一个国际性团体内部,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向不同的人士负责。不过,一个平信徒团体的合一,在于灵性启示,而非一个中央集权式的组织结构(即使在这方面,就各个团体内部的结构而言,其间的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平信徒运动置身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它们各自的特殊神恩,并非以某些单个民族在其中生活或工作的某一国家实体或政治视域为基准,而是以一种全球化的眼光在特定环境下提升与人类自身有关的灵性。
综上所述,本文截止目前的一个困难是,如何将一个类似天主教平信徒运动这样的现象化约为一个标准化的类型,从而得以完整地阐述其发生、发展和自我意识,以及其与教会机构的关系定位?
然而,平信徒运动在同当今世界交往上变现出的多样性,以及快速的发展和广泛传播,无论如何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现象,并注定在天主教会处理与一个日益全球化和交互作用的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产生重要影响。
[1] 大会文献汇编参见宗座平信徒委员会编:《身为基督徒的美妙》(La bellezza di essere cristiani),梵蒂冈城国,2007年。
[2] 引自帕利亚蒙席的表述(Vincenzo Paglia),收入宗座平信徒委员会编:《身为基督徒的美妙》(La bellezza di essere cristiani),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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