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驯
我非常感谢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神学研究委员会及研究室举办如此意义重大的“教会本地化神学暨纪念‘梵二’五十周年”研讨会。作为一个基督教新教牧师，应邀参加此次盛大会议，我深感荣幸，也非常感恩；我深信：“我们都是天主的儿女”（We all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梵二”（Vatican II）前后历经四年（1962.11.11-1965.12.8），先后两位教宗（Pope John XXIII和Pope Paul VI）主持此次大公会议。会议共计281天，10次公开会议，168场全体会议。“梵二”主题繁多，形成的十六份文件，内容丰富，包括四个“宪章”（constitutiones）、九个“法令”（decreta）和三个“宣言”（declarationes）。此外还有1965年12月8日颁布的两份附录文件即：《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告世界书》和《修会生活革新法令之实施准则》。
本文尝试谈谈“梵二”的“入世精神”。这个想法来自1965年12月8日颁布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告世界书》中提到的话：“现在我们就要走向今日的世界，走向它的灾难、痛苦、罪恶，同时也走向它的奇妙的成功、价值、美德。”这是一个“入世”宣言。本文主要以教宗保禄六世（Pope Paul VI）于1965年12月7日公布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以下简称GS）和1965年10月28日公布的《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Declaration on Christian of the Church to Non-Christian Religions，以下简称NAE）为底本分析资料。
（一）新的思路：变化中的人和世界
世界变化的实质是人的变化，人的变化又是基于人对生存状态的感知、选择、判断和行动。“梵二”的历史背景是复杂的，但如下几个大的发展形势可以被理解为“梵二”的“紧密的历史相关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世界政治格局重组成形、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世界民族解放独立运动、全球新基督（宗）教运动。这些“新的处境”是发生在一个“变化中的人和世界”，这基调暗示一个宗教会议自然会对人类自身的变化进行反思，从而寻找一个合适天主教会发展的“新的思路”。当然，这些思考首先是神学的，因为它是“宗教会议”。
反思从人本身开始是基督教神学的基础方向。“梵二”没有对人性本善或本恶的固有问题作出回答，而是试图从人的复杂性入手去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变化，以此寻求解决教会与世界关系的突破口。在基督教信仰上理解，无论在什么时候，人都是“罪人”。但是，在天主的创造中，人的确是万有的中心和最高的价值，人的欲望无穷，只是人力所及有限，因为人亦是被造物。许多人都认同并相信人的原罪（original sin），人通过认真反省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深处的恶的倾向；即便这种罪恶倾向不是来自于美善之创造主，但罪恶确实贬低了人性的尊严和抑制了人向善的积极性。这是人性存在的真实性，可是如何解释才能鼓励人摆脱罪恶的辖制并走向可能的善行和希望，与天主的创造之恩典相称呢？
“梵二”提出如下几点，很值得学习：
第一，“天主看自己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创1:31）人也是天主用形象和样式（imago Dei）所造的，更是宝贵的。因此，人不应该轻看或歧视“肉体生命”，而是要重视和积极地承认“肉体的美善”；人性的尊严要求人应该借着信仰克制心灵对罪恶的劣势倾向以及尽力在肉身中体现天主的荣耀和美善。
第二，人天生是互相依赖的、是“社会性的”，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就是人与人共同生活的雏形。人具有“社会性的”讲的是人在被造时天主设计的性质，人天生就是“共存的”（co-existent）和“互相依赖的”（interdependent），“人如与他人没有关系，便不能生活下去，亦不能发展其优点。”
第三，强调人的理智、自由和良心对控制和克服罪恶的重要性。“梵二”文件强调人有天主理性的光明，天主赐予人理智超越其他万物。虽然人的理智部分为罪恶蒙蔽而堕落，但是人不是无可救药的，人依然能够追求并获得真理，理智依然可以帮助成就人的信仰的上好的境界。天主在创造时还赐予律法存于人的良心深处，人有律法的判断力；人性的尊严也会因为具有良心而遵守道德秩序和伦理原则，因为“良心是人最秘密的核心和圣所”， 良心是人性深处的道德律。此外，自由意志也是人重要的元素，按“梵二”文件中的话说：“人唯有运用自由，才能向善。”尽管有时现代人会滥用自由甚至任意妄为，但“梵二”还是积极认同“自由”作为人之现代性的生存标志，因为是天主赐予人自由抉择的能力，其终极目的是让人自觉寻求并且皈依天主。
除了在人性论的“入世意识”外，“梵二”在世界观上的更新也是很令人关注的。二十世纪的人类在科技上取得的成就是鼓舞人心的，但这只是人类进步的一小部分。现代人的期望与焦虑是并存的。当我们讨论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时，无论如何不能逃避人的宗教生活话题。从历史的角度说，任何时代中的每一种进步都总是伴随着人生存的焦虑。比如说，科技进步与和平使用科技的矛盾、财富与善用财富的能力的冲突、物质文明享受与精神生活空虚的困境、在人类征服太空的企图中暗藏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忧虑、人因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全球移民，但人最终难以摆脱自己传统和家园的束缚。
再比如说，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必然导致人类道德和信仰的变化，新人文主义的兴起和政治意识形态也会成为人类放弃宗教信仰的理由，这些也会引发人生存的许多困惑。现代世界的认识论更新和知识结构的不断调整也通常会引发人与人、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互不信任，甚至是分歧、敌视和冲突；而人类既是这些不幸的“制造者”也是“牺牲品”。此外，在世界、国家、社会、文化、正义、普世伦理、公共道德等诸多领域，人类都有着相似甚至于相同的愿望，比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分化、性别平等导致的政治权利诉求、不同阶层的人在劳动创造中对社会福祉、政治生活和文化精神的要求、以及道德价值体系的思索等。
总之，强调人“肉身之美善”、人的社会共存性和互相依赖性以及注重人的自由意志、理智和良知等的重要性体现“梵二”在人性论上解释的更新变化。而“梵二”在对世界政治格局、经济发展、文化精神、公共道德、价值体系等世界观上的分析也都非常合理的。“梵二”的确认真思考了“人格需要救赎，人的社会需要革新”的思路。世界看似大有作为却又软弱无力，人与世界皆徘徊于大善大恶之间，生存危机和个人焦虑依然存在。天主教会显然以推动大善、帮助世界建立合理的道德伦理秩序为己任；因此，“梵二”传达出天主教会在人性论上对现世之“肉身”的重要认同。“肉身”的神学解释可以为教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梵二”明确天主教会的“入世精神”，因为天主教会深刻意识到教会存在和人类及其历史具有密切的相关联性。天主教会对人的认识、对“建设现代社会”和“人类活动”需要提出自己的原则和建议；教会也需要面对现代世界阐明自己存在的意义，以完成天主改造和完善世界的美好旨意。在这个意义上说，“梵二”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更需要智慧”的说法是准确的。
（二）新的开放性：对诸文化宗教态度
“梵二”具有新的开放性是毋庸置疑的。单从“梵二”会议允许并组织平信徒参与会议的举措来看，在大公教会大会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比如，在“梵二”第二阶段议程（1963年9月29日至12月4日）中，组织者不但邀请13位信徒代表列席会议，而且邀请了非天主教徒人士参加会议。在第三阶段议程（1964年9月14日至11月21日）中，“梵二”增加了平信徒的旁听席位，36位平信徒中还有15位是女性。这些都表明“梵二”在对天主教会大公会议的“公开性”上的进步。但这不是本文强调的内容，我要说的“新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梵二”指出天主教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宗教表达出的对话、合作、包容的态度。
首先说说宗教方面。“梵二”明确指出天主教会在20世纪后半叶已经面临着加强与各民族、各宗教、各文化背景的人交往交流；因此，天主教会必须认真考量她对“非基督宗教的态度。”“梵二”清楚阐述了天主教会的基本立场，大概有如下几点：第一，天主教会理解和包容其他宗教的神圣性，承认其他宗教也存在真理，并且对其他宗教的教理和规条以及信仰生活方式表示尊重。 第二，“梵二”鼓励天主教会信众在努力为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做见证的同时，“应以明智与爱德”之心积极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谈与合作”；而且积极“承认、维护并倡导那些宗教徒所拥有的精神与道德和社会文化的价值。” 第三，“梵二”提出天主教会与其他诸教交流交往中坚持普遍友谊与其他宗教信仰者“和平相处”，并对天主教会信众提出明确要求，声称：“教会对于人类因种族、肤色、生活方式或宗教的不同而发生的任何歧视与虐待，均认为是违反基督精神而予以谴责。本大公会议……要求全体基督徒务要‘在外教人中保持良好的品行’（伯前2:12）；并与所有人尽量和平相处。”第四，“梵二”认为世界各个宗教都在用不同的方法为人之养心修行提供教理、生活规诫和敬神礼仪，而且诸法可以彼此尊重、互相学效。
比如，“梵二”认为印度教是用“丰富的神话、精微的哲学去探究天主的奥秘”，用“苦修生活方式”、“用深度默想、”“用孝爱信赖之心”“投奔天主”；而佛教各派则是“承认现实变化无常”，追求达到彻悟大光明之境界。“梵二”也提出尊重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教徒，因为他们也是信仰和崇拜那位唯一常存、慈悲全能、创造天地的天主。虽然他们不承认耶稣为天主，但也尊耶稣为先知，甚至他们也尊敬圣母玛利亚并向她祈祷。历史上，天主教与伊斯兰教曾经发生过争端与仇恨，但是“梵二”“呼吁大家忘记过去，诚意实行互相谅解，共同卫护及促进人类的社会正义、道德秩序、和平与自由。”
在天主教对待犹太教的态度上也有新的变化。“梵二”申明天主教会承认犹太教的“信德与蒙召”；宣称所有基督徒都相信自己都是出自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圣召；认同基督教会的许多先贤先圣都出自犹太民族，《希伯来》经典中关于先祖故事具有合理的传承性；相信犹太教是基督教的奠基石和精神遗产等。“梵二”还提倡和鼓励犹太教与天主教间可以通过研究圣经和神学交流以获得双方的“彼此认识与尊重。”更为重要的是，“梵二”提出不能把当年基督受难的所有事件都归咎于所有犹太人和今天的犹太人，并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表示痛斥和谴责。
现在谈谈“梵二”对人文精神方面的态度。总体上说，“梵二”对人文精神的态度积极，可以理解为如下几点。
第一，天主教会不是生存于天上而是具体地生存于地上人间，因而文化对教会是有补益的。“梵二”认为文化是一切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人类生活方式以及用以表达人类真理和思想的途径。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人类在每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精神追求甚至是对教会的敌视和逼迫都对教会的成长有所补益。天主教会与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习俗有着“不可分解的关系”；虽然天主教会有自己的传统，但是教会和所有信徒都实实在在地生存于各种文化中；因此天主教会不可避免地吸收各民族的丰富的文化营养。
第二，文化是传播基督福音的重要元素。在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中，教会自始就以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传播基督的福音，而且吸收各民族的哲学智慧以诠释基督福音奥妙的道理。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性和民众的理解力，因而不同的文化符合不同的人群宣讲和解释天主的神圣的启示真理。在这个意义上说，“梵二”基本是鼓励以本地文化的方式表达基督的福音的。
第三，“梵二”提倡文化能使人更美好。“梵二”文件指出：文化源于人类的理智和社会性质，人是文化的创造者；通过文化，人能成为更加“完美而淳真”，文化可以“培育人性的优点和价值”。 文化不仅可以成全完整的人格，还可以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共福祉。“梵二”在文化的定位上更加倾向于“新人文主义”，旨在以优秀文化培养人心，发展健全的人文价值；同时文化具有发展宗教、建构公共伦理和社会思想体系的积极功能。文化还是可适应性的、可发展的、可调节的，文化具有“独立行动的合法权力”；因此，“文化应该受人的尊重，并应该享有若干程度的不可侵犯性。”
第四，“梵二”表达出对文化公共教育的赞赏以及神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意愿。人是由天主创造的，具有理智、意志、良心和友爱等特性，这种说法的神学基础是“道成肉身”；所以任何文化和知识的教育都必须对人格的健全产生积极意义。但是，教会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和谐合作进行得“不常顺利”，最基础点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基督教古老的口号：“神学是科学的女皇”或“哲学是神学的奴婢”已经早已辉煌不再，神学退出了公民教育的历史舞台。最典型的是基督教神学的一成不变和死气沉沉，而其他科学、史学和哲学却都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故此，“梵二”对天主教会的神学教育提出新的要求，指出神学必须积极探索向现代人宣讲真理的方式，特别是运用新型科学如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帮助以及推动文艺和美学对教会实践生活的指导等。“梵二”也鼓励天主教会信众与时代紧密联系，学习新兴的学说和思想以理解和解释天主教会的教义和伦理。同时，“梵二”建议修道院的神学生在学习和研究神学的时候不应与时代脱离；反之，神学研究者应该享有合法的学术自由并努力掌握“各门科学以充分了解信德真理”，然后在神学问题上“谦虚而勇敢的发言。”
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天主教在神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变化：从神学的传统走向现代的学科更新。“梵二”继承“梵一”（第一次梵蒂冈会议First Vatican Council，1869-1870），的教导，声称信仰与理性的并存并重。天主教会宣布科技和学术的原则和方法的自由与合理性，同时对科学的态度也趋向包容，认为世事科学都有其独立性、真实性、固有定律秩序甚至是美善，因为世界的一切理智和美善都出于天主。“梵二”认同哲学、史学、数学、自然科学及艺术都有益于人对真善美的理解以及对普遍价值的审断。“梵二”积极肯定科学的价值包括对真理的忠诚、合作精神、国际团结思想、提供人生活的责任感、提高和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等；而“这一切都可以准备人心接受基督的福音。”“梵二”不仅宣称把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理解为是“水火不容”的观点“是令人遗憾的”；而且指出“我们决不应陷入拒绝承认科技的积极价值的诱惑中。”
最后说说“梵二”对世界政治的态度。“梵二”文件提及的内容中有许多是指向实现一个政治理想即“建造一个符合人性尊严的世界。”“梵二”指出人的政治生活因文化、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政治生活应该适合人性，特别是在“培养人们的正义、友爱及为公共福祉服务的精神，加强人们对国家的真正性质及宗旨、对政治权力的善用及其界限等基本信念。”“梵二”认为政治权力来自天主，政府权力“属于天主钦定的秩序。”政府权力是以人性为基础，为人民谋公共福祉是政府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同时，“梵二”指出人人应参与政治生活，国民应该尽公民义务；国民不仅应该“慷慨而忠实地爱护祖国”、而且应该关注“整个人类的福祉”；天主教会的信徒不仅应当“感到自己对国家所负特殊而固有的使命”，并且应该“以身作则”，培养自己对“公共福祉的责任感与服务精神。”
论到政教关系，“梵二”主张政教分离与合作并存的原则。“梵二”指出所有执政者的权力来自天主，世间法律的基础也是天主之美善为基础的秩序，执政者有维持世界秩序与世界和平的责任。教会向所有执政者传达友谊、服务、以及精神的和道德的力量。但是，教会的职责和管辖范围与政府不同，教会不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不清。天主教会的身份是“人类超越性的标志和监护者”，“政府与教会是各自独立自主的机构，”只是二者都在为完成天主的圣召而服务；因此二者可以健全地合作、有效地服务。同时，教会尊重并支持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责任，教会也应该按照福音原则来帮助“提高人类社会中所有的真善美”和“加强人世间的和平”，因为和平是“正义的伟业、爱德的成果。”
（三）新的使命：教会的服务功能
“梵二”在对天主教会自我认识和教会自身定位上的变化很令人鼓舞。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梵二”主张教会应该进入世界，积极开展与现代世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教会内部改革；提倡宗教对话解决区域和平和世界和谐的问题；培养适应时代变化的神职人员，鼓励借用现代学科如哲学思想、科学发展、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以壮大和充实神学教育和神学研究；推进慈善工作、平民教育、特殊教育、职业培训、出版事业、公共福祉、关注贫穷和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需要；关注贫富分化、政治不平等、女性和儿童教育权利等。
本节内容将讨论“梵二”对天主教会在当代世界发展中的角色扮演，特别是提倡发挥天主教会的入世功能与社会服务的福音价值等。如下几个亮点值得关注：
第一，末世与现世的平衡理解，“梵二”鼓励教会和信众对“现世责任感”的认同。“梵二”指出天主教会严肃持守末世盼望的信仰，同时也积极地鼓励天主的儿女们正确地和深刻地理解生存的现实性，信众对来世的希望不应该减少、削弱、和漠视人对今生现世的责任感；相反，天主信徒应该在社会生活中为基督做美好见证。“梵二”认为信仰者既是天国子民，又是世界的国民。因此，把信仰与现世生活分离是“严重错误”的；把个人信仰、宗教生活与自己的职业、政治、社会生活对立起来也是错误的；信仰者漠视现世任务就是漠视基督关于爱主爱人的教导。
从救赎论的意义上说，天主教会生存于世界的真实性也不断提醒人们的良知和心灵去关心个人的生活活动以及生命和死亡的意义。教会作为圣神的国度在世界的真实存在也暗示着个人和社会被救赎的希望和可能。“梵二”指出人是社会组织的“源头”、“主体”和“宗旨”；每一个人都需要合适的社会生活，人格的健全与社会的改进是相互依存的；社会环境腐化、社会动荡不安和社会正义缺失主要来自人的狂傲和自私。因此，人被救赎皈依天主既能成就美好的人格重生，也能造就一个更好更美的社会。人都是由天主的形象（imago Dei）被造而成，所以由人组成的社会正义可以在被救赎的恩宠和人的正性追求中实现，并且真正的达到人人平等。
“梵二”提出的天主教会和信徒的“现世责任感”自然包括教会和信众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认同与鼓励。社会公益事业实际上就是鼓励让个人和团体尽可能地投身于整个社会的价值建设，当然包括享受的权力和应尽的义务。社会的公益事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所有人都有尊严和符合人性地活着，包括人生存的基本需求如衣食住行；包括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如自由选择权、受教育权、男女平等、选举权、宗教信仰权利等。客观地说，不是“梵二”提倡教会和信众主动投身社会公益事业，而是大公基督教会在传统上就是一直如此笃行不怠的。“梵二”提出教会和信众的现世责任感实际上是针对新时代和新处境下的社会建设任务而言的，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虽然“梵二”指出人类的各种进步会带来新的“诱惑”、“困境”和“挑战”，但是“梵二”没有严厉指责和批判现世变化的负面影响，而是积极地着眼于“推动建设世界”和“谋求人民福祉”；提出基督的道理不是阻止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是加强人进取的义务和热心；因为“人类的胜利是天主伟大的标志及其奇妙计划的成果”。
强调教会和信众的“现世责任感”还旨在鼓励人的生存意志，努力分担社会公共事务责任的决心。天主教会既是一个“有形可见的”社团，又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因而她理应同整个人类分享共同的进步，同整个世界体验共同的命运。天主教会坚守自己扮演“人类社会的酵母和灵魂”的角色，立志以基督精神“革新人类社会。”人、家、社会、世界，从小到大、从简至繁，“梵二”关心的内容的确丰富详实。“人”涉及的是生存的尊严品德，“家”顾及的是人群体和居的美好稳定，“社会”则传达群体生存状态的繁荣福祉，而“世界”则需要和平信念、公共秩序和普世价值。天主教会和基督徒无论在信仰之内还是在信仰之外，都应该尊重并把良好的社会关系视为“现代人的主要任务”，尤其是把健全人的伦理道德推广应用至全球公共伦理秩序的建设上。这种思路的确导致了“后梵二”的全球伦理建构的设想（诸如汉斯·孔的思想）。
其次，“梵二”认为信仰不仅应该深入信仰者的整个个人生活和实践，以促进信仰者之间的彼此相爱和荣神益人；而且应该惠及整个社群，以彰显信仰的积极意义与丰富成果以及在现世人群中的见证力和影响力。信仰应当推动信仰者笃行正义和仁爱诸德的能力，特别是对那些弱势群体和贫穷者。“梵二”强调“爱天主和爱人是第一条最大的诫命。爱天主不可能与爱人相隔离”；坚持“人人皆有义务成众人彼此的邻舍”；提倡尊敬和爱德应该延伸在社会、政治乃至宗教问题上，甚至是“不同信仰的人身上”。
“梵二”以耶稣基督的生平为榜样，指出耶稣基督降生进入世界，参加迦南婚宴与乐者同乐、与税吏和罪人同席吃喝、恪守祖国的法律忧国忧民、推动人类的社会关系等方面都为普世基督徒留下佳美脚踪。因此，天主教会的广大信众不应该仅仅以个人的救赎和圣化为信德标准，而是应该努力与更多的人、更多的民族团结起来在真理中认识并虔诚侍奉天主。“梵二”宣称“拥有理智和自由的人，是由造物主安置在社会中的”；因此，人的辛勤劳作有利于人格的健全，人致力改善社会生活活动也是天主的美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梵二”指出天主教会是服务机构而不是统治机构。“梵二”文件明确表示天主教会“毫无现世野心，其唯一目标是在圣神领导下，继续基督的工作……是为拯救人类，而不是为审判人类；是为服务人类，而不是为受人服务。”“梵二”鼓励基督徒皆当现身于现世事务，认真和尽力服务人群，“为天国积德立功。”教会与社会的关系既是互相依存的，那么教会与社会就应该互相帮助。这就是“梵二”所宣称的“教会一面帮助世界，一面接受世界的帮助。”
一方面，天主教会帮助世界认识真理、救赎，培养人心修身养性、培育社会优秀人才，推动社会的正义、公平和美善、帮助弱势人群、创办慈善事业服务人群等等贡献巨大。另一方面，教会本身的能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教会正在被世界影响、接受世界的帮助，诸如科技的进步、文化的宝藏、经济的变革、政治的力量等都为天主的神圣事业提供新的途径、新的方法和新的智慧等。比如说，天主教会强调人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创造者，人的天赋和整个社会的福祉息息相关，人应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被尊重。但是，人不可以只追求利润和权力从而导致人的生存幸福和尊严被破坏。社会经济活动应该不是为人的部分需要欲望服务，而是为一个完整的人服务，包括人对“物质、理智、伦理、精神、和宗教的需求。”总之，人正在社会中，教会也是如此，人、教会、社会是同舟共济的，服务和被服务都是互为互动、互相效力的。
结束语
就神学而言，“梵二”是个以“教会论中心”（ecclesiological-centrism）的大公会议，旨在修订大公教义和教会改革；它提倡的神学核心主题有三：即“教会”、“启示”和“非大公教会信徒的永生问题”等。在教会论方面，提出“更新教会”、“融入世界”、“礼仪变革”；推动圣职权威的逐级下放和加强普通教友的参与等。在启示论题上尝试从托马斯·阿奎那的以理性实证的自然神学转向以直觉和经验认识天主的启示神学道路上来，此点可类似于新教的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神学路线。大公教会一直坚持主张“教会之外无救恩”（there is no salvation outside the church）的观点，但是“梵二”在强调救恩仅仅“在”而且“通过”（in and through）基督的大公教会（Christ's Catholic Church）的同时，也指出教会之外的人的救赎恩典没有被剥夺。这也是一个新的开放性。同时，罗马大公教会还提出所有宗教都有真理，以及注重建设大公教会与世俗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的良好关系等。
“梵二”在罗马大公教会历史上是举足轻重的，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格局中寻求自身定位、内部改良以谋求新的发展、与其他基督教肢体的合作、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对话等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也为普世基督教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后梵二”大公教会神学（Post-Vatican II Catholicism）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天主教神学家，诸如卡尔·拉纳（Karl Rahner 1904-1984）、汉斯·昆（Hans Küng 1928-）等。
本文已经讨论的内容核心是“梵二”主张“走向今日的世界”的信念，“入世精神”可以被理解为“梵二”的重要神学亮点之一。“梵二”在对世界的认识、对人与世界处境的变化上都有非常敏锐的把握。特别是“梵二”对天主教会自身的定位和自我认识方面的确非常客观而且具有积极性。这不仅为全球天主教会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天主教会在本地化和处境化上的神学思考中起到实践指导的意义。
愿天主赐福普世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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