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玺
引言
若瑟.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1968年,当拉辛格的《基督宗教导论》(Einführung in das Christentum)一书出版后，像一声响雷划破了寂静的原野一样，震撼了整个天主教会。由于拉辛格看到了时代（20世纪60年代末）信仰的危机，所以他对传统的《信经》作了一个系统而全新的阐释。拉辛格原来只想把此书作为基督徒默想之书，通过此书他想重新点燃基督徒信仰的热火，使他们能对信仰怀有希望。结果没有想到此书却带来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此后，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普世基督徒中广为流传。2002年拉辛格的《基督宗教导论》一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教授的组织下,被翻译成中文并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书充分体现了拉辛格不违背传统信仰，亦不回避现代挑战的神学特色和思想气质，是我们了解当代天主教思想发展的一面镜子。” 这本书是拉辛格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直到今天它还具有非凡的影响力，是从事神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揭幕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五十年来，普世教会在“梵二”所倡导的改革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引导下，产生了很多新的思路与大胆的创新，这也为教会在现代世界中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教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梵二大公会议无不给各国，各地区的天主教会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梵二大公会议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与当时很多著名的神学家参加大公会议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德国的卡尔.拉内（Karl Rahner），若瑟.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法国的亨利.路巴克（Henri de Lubac），瑞士的汉斯.昆（Hans Küng），奥地利的方济各.科尼希(Franz König)，波兰的卡罗.武夷提拉(Karol Wojtyla)等。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介绍拉辛格在梵二大公会议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对神学方面所作的贡献，借此短文让我们对拉辛格的神学思想有更多的了解。
第一章 拉辛格生平简介
拉辛格于1927年4月16日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马克特尔（Marktl am Inn）一个天主教家庭，在其三兄弟姐妹中为最年幼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仅16岁的拉辛格被应征入伍，先后在防空部队和步兵部队服役。战争结束后，拉辛格开始在弗来辛(Freising)神学高校和慕尼黑大学学习神哲学并于1951年晋铎。
1953年拉辛格以题为《奥古斯丁关于天主子民与天主之殿的教会论》(Volk und Haus Gottes in Augustins Lehre von der Kirche) 获得慕尼黑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57年拉辛格又以题为《圣波那文图拉的历史神学》(Die Geschichtstheologie des heiligen Bonaventura)获得大学教授资格(Habilitation)，随之在弗来辛神学高校教授基本神学。1959年拉辛格又转至波恩大学教授基本神学，当时他被称为最年轻的教授，时年32岁。正如拉辛格在其自传中所写的：“在波恩大学,我的神学工作有很好的开端, 我经常参加神学研讨会并且很快地与学生们(听众)建立了毫无拘束的人性化关系。” 拉辛格以其敏锐，深刻的思想在天主教神学界脱颖而出，这真可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旦出名天下知。” 1962-1965年拉辛格以作为德国科隆教区枢机主教傅仁思（Kardinal Joseph Frings）神学顾问的身份出席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3-1966年拉辛格在明斯特大学教授信理神学。1966-1969年拉辛格又在图宾根大学任教。1969-1977年拉辛格担任雷根斯堡大学信理神学教授。1977年5月28日拉辛格被祝圣为慕尼黑－弗来辛教区主教。一个月后，他被擢升为该教区总主教(Erzbischof)。
1981年拉辛格被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annes Paul II.）任命为罗马教廷信理部部长。“从而奠定了他作为‘天主教神学指路人’的地位。作为罗马教廷信理部部长，拉辛格专职负责天主教会的意识形态工作，代表教廷阐释和发挥正统的信仰体系。不过，拉辛格可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作为天主教神学家，他对时代变迁保持高度的敏感，正视教会在新时代所面对的种种挑战，提倡并致力于天主教的改革运动，代表教廷与当代思想展开积极的对话。而且，他不但是基督宗教对话理论的倡导者，更是实践者。” 卓新平教授对拉辛格的神学思想在教会中的定位这样写到：“从此，拉辛格被视为罗马教廷神学理论的官方代言人和天主教界神学纷争的仲裁者，他给人一种全力护卫天主教正统信仰，态度严峻而绝不让步的印象，其以个人身份或代表天主教官方所做出的各种表态也常招致敏感回应和激烈争论。不过，拉辛格并不因此而放弃其神学探讨，并以其大量著述和论说来保持其当代神学家的前沿地位。拉辛格以发展出一套能应付社会变迁和挑战的天主教教会学说为己任，其论域之焦点乃神学理论与教会存在的密切关系。”
2004年1月19日拉辛格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同时受到巴伐利亚州社会科学院邀请，在慕尼黑进行了一场有关宗教与理性的对话。对话的主题是：《自由国家的前政治道德基础》(Vorpolitische moralische Grundlagen eines freiheitlichen Staates)。 拉辛格作为宗教界（神学）的代表，而哈贝马斯作为世俗界（哲学）的代表。两人的交锋引起了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与兴趣。最终，两人达成的共识是：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应该相互学习,这样两者才能互补。这次对话的内容曾在国内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上有过详尽的报导。 因为拉辛格作为一名天主教代表，与一位继马克思，尼采与海德格尔之后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进行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对话，所以拉辛格很自然地映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眼帘，并让人向他投去敬仰的目光。
2005年4月19日拉辛格当选为第265位罗马教宗并给自己取名为“本笃十六世”(Benedikt XVI.)。
拉辛格著书丰多，主要著作还包括：《信仰的天主与哲学家的天主》（1960）；《从天主教观点看信理历史的问题》（1966）；《新天主子民》（1970）；《信理与宣讲》（1973）；《熙雍女子—有关教会对玛利亚信仰的思考》（1977）；《末世论》（1977）；《神学的原则论》（1982）；《信仰的处境》（1985）；《教会，普世与政治》（1987）；《神学的本质与任务》（1993）；《献给天主的一首新歌》（1995）；《地上的盐》（1996）；《来自我生活的回忆》（1997）；《天主与世界》（2000）；《信仰－真理－包容》（2003）；《走向耶稣基督的途中》（2003）；《变革时代中的价值》（2005）；《纳匝肋人耶稣》（2007/2011）。
第二章 拉辛格与梵二大公会议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召开是天主教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它给教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教会不但没有封闭自己，而且向世界全面开放。教会也愿意把基督救恩的喜讯散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教会也清楚地意识道，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在不断地发展，因此教会应该在新时代对福音真理有新的阐释，以便使基督信仰能融入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生活中，正如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兼经济学家霍福纳（Joseph Höffner）主教所说的：就欧洲来说，教会与基督徒有责任对欧洲的宗教、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负责。 既然教会是普世性的，基督徒就应该把目光投向全球，关心世界的宗教、文化、社会、政治与经济。德国天主教神学家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认为，信仰不能私有化（Privatisierung），意思是说，信仰的传播不能只局限在教会内，基督信仰要与社会挂钩，应该影响社会。或者说，扩大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信仰的作用。在拉辛格看来，信仰就是立场和理解（Glaube als Stehen und Verstehen）。 如果当一个人的立场错了，那么他对信仰就不能正确的理解。理解只能在立场内揭示它自己，这两者不能彼此分开。理解意味着抓住与把握某种意义（即立足点与基础），真正的理解只能来自信仰。神学之所以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因为它是一种理解，是一种对天主的理性把握与研究。
梵二大公会议共颁布了十六个文件，这些文件皆流露出教会的立场与神学家的思想。我们一定想知道，在这些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拉辛格究竟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他对当代神学有什么贡献？
1、梵二大公会议召开的背景与内容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于1869年12月8日正式开幕，到1870年10月20日宣布终止。 本届大公会议由教宗比约九世（Pius IX.）召开。这次大公会议讨论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是真正可以研究的仅有两条：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教宗不可能错的训导权。当时为召集大公会议所发出的信函中这样写道：“大公会议应小心谨慎，规定什么是应当做的……为保持信仰的完整，发扬文化，及人类永恒的救恩，也为普世和平”。 最后大公会议颁布了两个宪章，1870年4月24日颁布《天主之子》宪章，1870年7月18日颁布《永恒的牧人》。可是在《永恒的牧人》宪章颁布的第二天就爆发了普法战争，德国与法国宣战,后来法国战败投降。大公会议就是在这种紧张地气氛中进行的。正当梵一大公会议展开激烈的讨论时，意大利又爆发了革命，革命军闯入罗马，大公会议内外日益骚动不安，随之奥匈帝国皇帝又召回其主教代表，因此大公会议不得不解散。 本来大公会议还要讨论其它议题，比如单偶论的问题等，但是因着革命风暴的干扰，强行停止，后来会议也再没有召开。直到92年之后，教会才重新看到了曙光与希望，并迎来了改革之春。
1959年1月25日，若望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当选教宗三个月后，宣称将要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他希望教会在礼仪，福传及神学思想方面都能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使教会能够更新并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教宗这样说：“我们希望这届大公会议，就像一次新的圣神降临”（1959年5月）。 同时就会议的内容他又加以说明：“大公会议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基督徒信仰的发展，信友生活的伦理革新，使教会的规则适应时代的需要。”（1959年6月29日）。 当这消息传出以后，很多人都感到吃惊，因为他们都认为教宗年事已高，根本没有精力举行这百年不遇的教会盛事。然而天主圣神却扶助人的软弱，使大公会议如期召开，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丰硕成果。正如著名的神学家孔嘉（Von Yves Congar）所说的：“梵二大公会议的成就真是无法估计的，实在远超过我们所希望的。”
1962年10月11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隆重宣布梵二大公会议正式开幕，他用拉丁文发表了一篇长达35分钟富有爆炸性的演讲，而且讲稿完全是他自己写的。教宗曾对一位枢机幽默的说：“是我自己脑袋里的面粉做的，没有人代庖。” 教宗对世界乐观，但没有幻想，而是根据教会及现代世界实际情况讲的。他期望教会同世界交谈，努力实践他在世的使命。 同时教宗也指出大公会议的任务在于教会自我更新，推进基督徒之间的合一，为能向人类更有力的宣讲福音。
梵二大公会议共分四期进行：1962年10月11日至12月8日；1963年9月29日至12月4日；1964年9月15日至11月21日；1965年9月14日至12月8日。本届大公会议由若望二十三世召开，但他却于第一期会议后的1963年6月3日逝世。继任的保禄六世（Paul VI.）继续主持其它三期会议。在四期会议中，每次都有大约2124至2399位主教列席，工作小组则在休会期间不断的工作。大公会议彻底简化筹委会的临时草案，经过很久的工作，最后才拟定出16份文件。这些文件便成为教会对现代社会的反省及指定应遵循的方向。由于教会肩负着使人认识福音和召集世人在爱中生活的使命，所以这个信念始终推动着大公会议的各项工作不断的进展。
2、拉辛格以神学顾问的身份参加梵二大公会议
由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思想十分开放，所以他不但邀请普世教会的主教，而且还邀请全球内有着深厚神学底蕴的专家，前来参加梵二大公会议。卡尔.拉内当时是奥地利茵斯布鲁克大学(Universität Innsbruck)的神学教授。由于拉内是天主教神学的泰斗，因此他作为奥地利枢机主教方济各.科尼希的神学顾问，应邀参加梵二大公会议。拉辛格是德国波恩大学（Universität Bonn）著名的神学教授，当时他在神学界已脱颖而出，并得到科隆教区枢机主教傅仁思（Kardinal Joseph Frings）的赏识，因此他作为傅仁思的神学顾问出席梵二大公会议。
1962年，当梵二大公会议召开时,拉辛格才35岁。这位来自德国的年轻教授有什么实力？他扮演着什么角色？他对20世纪天主教神学有何影响？人们必须记住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重要的不在于人知道什么，而在于人认识谁。” 那时拉辛格认识一位名叫海尔伯特.卢特（Herbert Luthe）的人，此人是他在修院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当时他担任科隆教区枢机傅仁思的私人秘书。今天卢特已经是德国爱森教区（Diözese Essen）的主教了。1959年，当拉辛格进入波恩大学执教鞭时，卢特入住科隆教区服务。在适当的时候，卢特给拉辛格安排了一次与傅仁思枢机见面的机会。一席谈话之后，拉辛格给傅仁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仁思认为拉辛格是神学界一颗璀璨的明珠。卢特与拉辛格在思想交流方面也很频繁，而且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当傅仁思枢机随时需要一个神学顾问时，卢特便去找他的好朋友拉辛格作为应急人。
拉辛格爱好音乐，并喜欢弹钢琴，当然他偶尔也去听音乐会。1961年的一天，当傅仁思枢机去欣赏音乐会时，偶然碰见了拉辛格。他顺便请求拉辛格教授给他帮一个忙，因为11月21日傅仁思要到意大利热那亚(Genua)去作一个大公会议筹备工作报告，拉辛格很愿意给他帮忙，并当面答应。当傅仁思拿到拉辛格给他撰写的报告时，十分满意，他只在原文上作了一点修改。傅仁思在热那亚的那次报告很成功，而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当傅仁思枢机把拉辛格给他准备的报告让慕尼黑的枢机主教多普福纳(Kardinal Julius Döpfner)看时，他这样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他（多普福纳）原来想说：这是美好未来的梦，它几乎不需要完成。”
傅仁思在圣经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是罗马宗座圣经学院成员。在梵二大公会议期间，傅仁思和拉辛格的主要任务是：必须对当代圣经学研究给予有力的辩护（energisch verteidigen）。当大公会议开幕时，傅仁思已经76岁，同时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几乎成了盲人，这将意味着什么？在大公会议期间，必须准备文件，提出合理建议，书写备忘录以及对某些圣经片段要有精辟的阐释等，面对以上这些工作，傅仁思能承担吗？他还能依靠谁呢？不用说，拉辛格与卢特对他来说，显得要比大多数多闻广见的主教们更为重要。 虽然傅仁思的健康欠佳，但是他在会议大厅的讲话却非常清楚、具体、直接。当他用这种方式讲话时，与会者（听众）很敬佩他并且认真地听他讲话。在大公会议上傅仁思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是德国主教团团长，并在第三世界国家享有美名。他创办了“米索尔”(Misereor) 和“阿德文尼亚特” (Adveniat)两个国际性慈善机构，通过富有的教会税收（die reichliche Kirchensteuer）实现了对贫穷国家在物质方面的鼎力帮助。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的主教们都对他非常熟悉，并对他的善举满怀感激。
如果我们想知道拉辛格在梵二大公会议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我们必须寻找不同的资料来源。首先是拉辛格在每一期大公会议结束后，亲自撰写有关会议的纪要。他出版了四本书，记载了四期会议的主要内容：1）《梵二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2）《大公会议正在进行》；3）《第三期大公会议的结论与问题》；4）《最后一期大公会议》。 其次，我们可以对傅仁思枢机的讲话进行分析，并从其文件的最后总结，来看拉辛格在当时所处的重要位置，因为在这些准备的材料中都隐含着拉辛格的思想；最后我们也可以从拉辛格的回忆录中找到一些关于他在梵二大公会议中所扮演角色的蛛丝马迹。
3、拉辛格在梵二大公会议中所扮演的角色
1962年10月10日，也就是在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的前一天，拉辛格作为重量级的人物出现在德语区主教面前。在这一天，来自德国、奥地利、卢森堡等国家的主教们聚集在一起，在阿尼玛（Anima） 举行了一个策略性的讨论会。拉辛格充当主角并发表演讲，他主要针对（天主的）启示提出了一个新的文件草案。这席讲话给德语区的主教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无庸置疑,他的演讲有着本质的含义，并对大公会议产生全面性的影响。不用说，这种影响力在以后还要更广更深。
奥地利维也纳主教海尔姆特.科来策（Helmut Krätzl ）回忆说：当梵二大公会议召开之时，他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修士，并住在阿尼玛。很巧，傅仁思枢机、拉辛格和卢特也住在阿尼玛。傅仁思与拉辛格都在思考，看他们如何在大公会议文献的起草方面能有所贡献。科来策从一个修士的观点来评论拉辛格，他认为拉辛格是一个伟人，充满活力，并且站在开放的视野下去看一个更新教会。 科来策强调说：如果拉辛格作为一切的中心，将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他的官方角色是作为傅仁思的顾问，那么在此意义下，他就不是很简单的以一个背景的身影而出现，如果这样将会使其他参加大公会议的人，不知道拉辛格是谁，他在做什么。虽然拉辛格在会议大厅里不能说什么，可是在每一个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公众性的人物。
拉辛格在罗马和德国不同的地方发表关于大公会议方面的演说，并且积极的组织有关大公会议的研讨会，同时他还出版了一套很有影响力的大公会议词典。很多观察家都认为，如果梵二大公会议没有神学的见证和学识丰富的人对政治的重新理解，那么大公会议就不可能有实质上的进展---当然也离不开主教们的开放思想。
4、拉辛格的神学思想对梵二《启示宪章》与《教会宪章》的影响
从拉辛格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知道：拉辛格的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主要研究十三世纪方济各会神学家波那文图拉（Bonaventura）的启示论。拉辛格认为：“启示意味着天主走向人类，（这种爱的行动）远远胜过人类用语言所能表达的，而且也超过圣经的话语。正如我对波那文图拉研究之后所领悟到的，在中世纪和在特里腾不可能很简单的把圣经作为启示的标记，像今天通行的语言惯用法一样。圣经是启示的本质证据，但启示是生活的，它远远大于甚至超越它所隶属的来到（Ankommen）与听见（Vernommenwerden），否则，它将不能成为启示。启示不是一颗坠落在地面上的流星，人们把它当作岩石块随意放置，并从中提取一部分岩石试验品，然后将其放进化验室，并对它进行分析。启示有不同的工具（Werkzeuge），但它不能与生活的天主分开。天主（启示）总是渴望进入那些向他走来的生活的人类。它的目标是聚集所有的人，并使他们合而为一，因此教会隶属于它。” 不难看出，拉辛格对天主的启示有特别的研究，这也为他的启示神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公会议伊始（1962年10月13日），拉辛格和拉内必须很快起草一份有关启示的样本，而且时间很紧迫，必须在1962年10月25日完稿。在这一天傅仁思将要给枢机们（如Döpfner与 Montini等）召开一个会议并且要对此题目进行讨论。傅仁思让拉辛格对此草案先作一介绍，然后让大家各抒己见。此时，一个好的评论家出现了，蒙提尼(Montini)感觉到，这是一份最好的草案，同时他尽可能的对基本确定的草案进行审核。人们知道，在这些事的背后，给拉辛格所留下的印象是，在蒙提尼（即保禄六世）当选教宗以后，他把拉辛格提拔为慕尼黑的总主教，并擢升为枢机。
1962年11月14日，当神学小组主席提出启示草案后，却被法、德、奥、比、荷、加六国主教团团长枢机，异口同声地要求废弃草案。美国两位枢机也赞成废弃，意国主教团两位枢机却要求保留草案，西班牙枢机主教认为可以保留，但必须修改。很明显，对于启示草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废弃和保留，而且双方辩论得很激烈。要求废弃者认为：该草案学派气味太浓，缺少善牧精神；措辞过苛，包括尚未定论的学说；缺乏大公精神，未提及外教人的救灵问题；不鼓励神学的科学研究。由于原文过长，无法修改，故应废弃。可是主张保留着却认为：阐明真理是大会的宗旨，宣扬真理不会开罪异教人；草案原系各国学者合作写成，并经中央筹备委员会通过，由教宗命令提呈大会者，故不应废弃，不妨修改。
由于大家对启示渊源的问题持不同的意见，因此对于“启示渊源”草案的讨论无法顺利进行。为了解决争议，必须另组一个特别委员会，重新起草。这一委员会由若干枢机，神学组及基督徒合一秘书处合并组成，写一个较短的草案，将来提呈大会审查。这样以来，大会的僵局就打开了，在当天就有16位教长就启示的渊源发言。
由于在第一期会议中《启示宪章》草案被退回，要求重写。因此在第二期的休会期间，有更多的专家帮忙，把原先两种对立的思想综合起来，由混合小组重新写成草案，共包括六章。 在第三期会议中教长们对此草案逐章进行讨论，1964年11月中旬，按教长们的建议，负责小组已经把草案修改完毕，11月20日草案已发给教长们，可是由于时间太仓促，无法表决，只能等下一期会议来完成这项手续。 在第四期会议中，教长们对启示草案进行初次表决，由于意见分歧，所以仍然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主要对以下三个问题存在争议：1）是否需要说圣传包括的内容比圣经所包括的多，所以在圣传中找到圣经内没有启示的真理？2）有关圣经的无误范围？3）如何懂得圣经的历史性？针对这三个问题，教宗向负责小组提出三项建议，后来小组委员把教宗的建议修改后放进原文，这样问题才得到了解决。10月29日，教长们对整个草案进行综合表决，结果2081票赞成，27票反对，启示草案最终通过。 总的来说，无论从道理、牧灵和大公运动各方面来看，启示草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在大公会议结束之前，拉辛格必须彻底完成有关启示的样本。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拉辛格和他的工作伙伴把他所介绍的草案重新变换形式，但在内容上（本质上）必须与大的原则相符合，这样以来拉辛格与拉内最初的草案就显得更加清晰了。不过，拉辛格也明确表示，在关于启示的渊源方面，虽然他和拉内在神学观点上稍有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神学经验，但在最后结论方面大都保持一致。然而他与汉斯孔在神学观点上分歧很大。 在在激烈的讨论和协商下，启示草案终于在1965年11月18日的最后一期会议中通过。很显然,《天主圣言》（Dei Verbum）这份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拉辛格神学思想的影响,并作为梵二大公会议的宪章确定下来。
由于拉辛格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奥古斯丁的教会论，因此他在很多场合讲话时，经常引用奥古斯丁的名言。不用说，他对教会论也有着独特的思想。因而他的思想对梵二《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论到主教在教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拉辛格对《教会宪章》第三章第22、23号文件的起草，也做出了贡献。
结束语
梵二大公会议是20世纪教会历史上的一桩盛大事件。它的召开为教会打开了一扇新门，使教会能够饱吸新鲜空气，让教会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并让教会以全新的面貌去影响社会，从而为福音的传播开垦土壤，为信仰的见证不辍的耕耘。梵二大公会议之所以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离不开那些伟大的神学家，他们思想的火花像烈焰一样燃烧，同时也激发教会去大胆的创新，并以基督的精神改变世界。有很多专家都认为：“梵二大公会议训导的内容真像个宝藏，需要神学家们逐渐去消化发挥，让天主子民逐步吸取灵修滋养和生活方针。”
拉辛格只是梵二大公会议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当然还有很多神学家，比如法国的路巴克，波兰的武夷提拉（即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等。他们的神学思想对大公会议影响非凡，因此也值得我们去研究。
拉辛格认为，人们对梵二大公会议的评价大都是积极的，但是也还有一些消极的看法。因此我们必须对大公会议有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使大公会议的精神指导我们。正如教宗保禄六世在大公会议闭幕式中所说的：“大公会议以后，全体教会该做的是：认识大公会议文献，深入它的精神，并忠心去实践大会所给予的教导。一如天主给的宝藏，我们不能让它埋在地里，却该把它掘出，用来生利，光荣天主圣三。” 拉辛格这样强调说：“毫无疑问大公会议把我们带进意识（Bewußtsein）之中，事实上，正如教会在此新的处境中，需要从内部更新。但是人不能忘记，教会在任何时代都会存留，在任何时代都能够在教会内找到福音之路，并且它已经找到了福音之路。” 从拉辛格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梵二大公会议的主要精神，是让教会肩负起福传的使命，借着福音来更新世界，净化人灵，最终让人归向基督，以获享他的救恩。
参考资料
1、中文参考资料
- 陈文裕，《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史》， 石家庄：河北信德社，2012年。
- 曹卫东,《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引自《读书》,2004年第5期，第111-118页。
- 谷寒松，《神学中的人学》，上海：光启出版社，2003年。
- 若瑟.拉辛格著、静也译、雷立柏校,《基督宗教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 《信德报》，2012年3月15日，第10期（总第481期）。
2、德文参考资料
- John L. Allen, Kardinal Ratzinger, Düsseldorf 2002.
- Joseph Ratzinger, Aus meinem Leben. Erinnerungen（1927-1997）, Stuttgart 1998.
- Joseph Ratzinger, Die letzte Sitzungsperiode des Konzils, Köln 1966.
- Joseph Ratzinger, Einführung in das Christentum， München 52005.
- Joseph Höffner (Hg.), Christen für Europa. Ansprachen europäischer Bischöfe, Kevelaer 1983.
- Jürgen Habermas, Joseph Ratzinger, Dialektik der Säkularisierung. Über Vernunft und Religion, Freiburg-Basel-Wien 32005.
- Nobert Trippen, Joseph Kardinal Frings (1887-1978), Bd.2: Sein Wirken für die Weltkirche und seine letzten Bischofsjahre, Paderborn u.a.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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