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燕全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于1962年10月11日召开，至今已将经历半个世纪了，但“梵二”精神对今天的中国天主教来说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梵二”精神没有及时传达到中国教会。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天主教于是从废墟中逐渐恢复起来。但“梵二”精神只在神职界传达及学习，平信徒可以说所知甚少。很多教友特别是老教友，对教会神学思想、礼仪及有关的宗教知识还停留在“梵二”以前的水平上。在“梵二”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之际，中国天主教应重温“梵二”精神，认真把“梵二”精神落实到教会的各项事业中，这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梵二”会议的历史背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60年代，世界局势急速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时代的改变对天主教及神学思想产生巨大冲击。在社会急速的世俗化中，宗教逐渐失去它以往对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人们越来越不接受宗教思想的控制，再加上教会内部产生不同的神学思潮及见解，造成了教会训导权的削弱及神学思想的混乱。社会在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在变化，教会如何应对，这是当时教会面临的严重挑战。
主持召开“梵二”会议的伟大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出身寒贫，晋铎后担任过圣座驻多国的外交官。因职务之便与各个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广泛接触，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当时情况，更深入地考察各地天主教会的生存处境和所面临的挑战、存在的困难。他深刻地体会到世界演变得很快，而教会却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远远地被社会抛在后面，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会却没能涉足其间，教会长期因保守思想过于封闭，这样更脱离社会，独善其身。面对挑战只能采取防守战略，这样更加与现代社会相隔阂。教宗深刻地体会到：教会再这样发展下去，不合乎基督及福音精神，教会将被社会边缘化。所以教会应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策略；教会应融入社会，与社会交谈；不能封闭自我，应服务社会，发扬福音精神，简化教会内部许多复杂事物，推行新的作风。继位的保禄六世教宗与其前任教宗有一样的工作经历，也曾担任过外交官，对世界有深度的了解。他明白：教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改革，教会内部需要教会改革，外在因素的强烈推动及刺激也逼使教会改革。所以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蒙召后，保禄六世继承先任教宗的遗愿，继续召开公会议。
二、“梵二”会议的简况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是天主教的第二十一次大公会议。从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中间经历了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两位教宗；共分四阶段；发表了十六项文献，即四部宪章、九项法令和三个宣言。
教宗若望廿三世为“梵二”指定了目标：“发扬圣道、整顿教化、革新纪律。”
新教宗保禄六世在先任教宗若望廿三世对大会指定目标的基础上更详细指明大会的宗旨：一、认识教会本身，特别是有关主教的职务和主教与教宗的关系；二、教会的革新；三、各基督教派的合一；四、教会面对现代世界。
梵二在组织上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大会的筹备和进行丝毫不受外界的干扰，完全由教会自主决定；二、出席会议的教长人数众多（平均接近2200人）；三、有广泛的代表性，第一次有非洲裔和亚洲裔的主教参加；四、邀请平信徒列席全体会议，邀请不同教派、非基督宗教人士、无信仰人士列席会议。可以说，“梵二”会议是天主教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代表最为广泛、发表文件最多、涉及内容最全面的一次大公会议。
“梵二”会议是二十世纪一次重大的宗教盛事，它对全球天主教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天主教现代史上的转折点和里程碑，为教会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定位。
三、“梵二”精神指导中国教会
中国天主教会生活在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之中，但天主教徒却占总人口的极小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奉行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但执政党所制订的宪法明文规定：“信仰自由。”并且实行有效的改革开放政策已有三十年了，现在正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在改革上进行攻坚克难。“梵二”会议也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梵二”精神对中国教会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就从《教会宪章在现代世界牧职》及《教友传教法令》发表个人的一些体会。
大会会议在讨论和表决《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时，代表们持有不同的意见，分歧还比较强烈。对《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表决是2111票赞成，251票反对或弃权。是所有宪章表决中，反对或弃权是最多的。这说明当时教会内部对教会面对现代社会应采取怎样的态度，教会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怎样定位等问题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甚至争议。少数与会代表认为教会应对现代社会保持距离，这样能保守教会不受现代社会的一切风气影响。但是大多数与会代表人还是赞同了这一《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提倡应打开教会的大门，教会应走进社会，适应及服务社会，服务人群，与世界民众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担当民众的喜、怒、哀、乐。我认为这《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绪言中的陈述，对当今中国教会有很大启发。《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绪言中说：“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亦是基督徒的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凡属于人类的种种在基督信徒心灵内，莫不有所反映。教会是由团结在基督内的人们所组成的。他们在走向天国的旅途上。由圣神所领导，并接受向人类宣报福音的使命。因此，教会深深感到自身和人类及其历史，具有密切联系。”这短短的绪言，阐明了教会与世界的密切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说明了教会的本质及其神圣使命。绪言扼要的阐明，是非常符合基督的教导及福音精神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谷十六：15）。
我们从主耶稣“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若一：14）从耶稣降生成人，进入人类历史的这一史实也明白了耶稣基督曾与世界的亲密关系，天父的爱及救恩计划就是要在人类这一舞台上实施。主耶稣祈求天父：“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若十七：15、18）假如教会不进入社会，我们怎样实施救赎工程呢？假如教会与世隔绝，教会不但不履行基督所托付给教会的使命，甚至被社会所抛弃，被社会边缘化，被世人所遗忘。中国人的哲学是入世的哲学，是讲实用的。中国人也很现实，一样的事情，一种信仰。人们接受与否，首先衡量这件事情、这种信仰对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有什么用途？你的主张脱离实际、离现实很远，人们也会远离你的主张、你的信仰。“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这是天父的圣意也是耶稣的使命。所以《宪章》也明确地指出：“教会正视着世界及整个人类大家庭，并正视着这大家庭生活于其间的种种”，“教会毫无现世野心，其唯一目标是在圣神领导下，继续基督的工作。”“而基督降世，即是替真理作证，是为拯救人类，而不是审判人类，是为服务人类，而不是受人服务。”（《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天主教作为异域文化，总被执政者及社会一些精英视为异类、政治问题、异己实力。被民众视为“洋教”，所以学习“梵二”精神时更应突出强调《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以上的主张，中国教会更应该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必须正视“文化认同”、“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等重大问题
使人们放下偏见及顾虑，而应以具体的仁爱工作改变人们对天主教会的看法。当执政者不把天主教看成一个政治问题而是合作者，不是政权的颠覆者而是社会的建设者，不是渗透的势力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力量，不是民众的损害者而是民众的良友和知己。当天主教会得到以上的尊重和认可时，天主教的生存处境才会改变，被边缘化的现象才能得到改善，教会才能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应积极弘扬基督的博爱精神，积极参加社会服务
执政党积极提倡宗教界发扬举办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的优良传统，社会大众也渴望得到宗教团体的服务。这是宗教扩大自己存在的空间，使别人正确认识、理解宗教的存在意义和宗教的本质，使人们放下他们长期以来所存有的偏见，爱的服务及奉献能使他们主动为宗教“正名”，这样“名正而言顺，言顺而事成。”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是正确而有效的道路。我认为天主教进入社会应有多种方法，但在当今中国的境遇中，天主教能够进入社会的基本道路是慈善事业。只有通过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合法进入社会。同时教会要积极参与法律允许的重大的社会活动，只有这样，宗教的重要性与社会性才会呈献出来。正如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们之间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若三十三：35）。这里的你们不仅是信徒，应该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天父的肖像所造成的一切人，是社会中“最小兄弟中的一个”（玛二十五：40）相亲相爱，服务大众成为主基督门徒的标记。现在社会最缺乏的就是真正的爱。而我们天主教所信仰的就是“爱”。因为“天主是爱”。（若一书四：8）我们所奉行的伦理最高原则：“上爱天主下爱世人”。爱心善举是最为有效的见证。
从《教友传教法令》的一些体会：
对“梵二”会议认识到平信徒的作用，并强调平信徒对教会发展的重要性。在《教友传教法令》绪言中，“现在，为了加强上主子民从事传教事业的热忱，神圣公会议以关切之情再度向教友致意。教友的从事传教事业，源出教友使命的本身。在教会里，无时可缺。圣经便十分明确的指出，教会初期这种活动是如何自发自动，且有何等成效。”耶稣传教时，定时派门徒外出传教。此后主另外选定了七十二人派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在的各地域去各（路十）。“耶稣走遍各城各村讲道，宣传天主国的喜讯，同他在一起的有那十二门徒。还有玛达肋纳。玛利亚。约安纳、雇撒的妻子、苏撒纳等许多妇女，她们都用自己的资产资助他们”(路八：1-3)
“梵二”五十周年，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民主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是世人共识的。教友们对教会的参与、知情、表达管理的热情也非常强烈。这是时代的征兆，贯彻“梵二”精神的结果。但因种种原因，平信徒对管理和及发展教会的积极性没有充分的调动、鼓励及支持，所以有社会地位、声誉，有财力、能力的平信徒，对教会感到遗憾，因为敬而远之。这是教会极大的损失，也是教会滞后于社会，及教务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今天，全球的天主教会都面对“庄稼多而工人少”的局面，神职圣召严重缺乏老化，素质有待提高的困境中。我们再次重复主耶稣当年的呼唤“所以你应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每位教友都是收割庄稼的工人。教友传教的义务和权利都由他们和首脑基督的契合而来。实际上，他们因圣洗而被置于基督的妙身体内，因坚振而受到了圣神德能的强化，被上主委任去从事传教事业。他们被应召为王家司祭、圣洁国民。（《教友传教法令》3）我们应大力支持鼓励，培育平信徒参加教会的各项事业，参加福传使徒工作。因为“教会就是天主的子民”。教会不是神职人员的专权，神职人员只是服务于天主教会。正如主耶稣降生成人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完成救赎大业。他声明：“人子从来不是为受服侍，而是服务于人，为大众做赎价（玛二十：28）神职人员因生活方式及各种原因不如平信徒那样深入社会，接触广大民众。所以平信徒更便于福传，正如《法令》中说的“他们生活在尘世中，置身于世俗事务中，天主召叫他们，要他们充沛了基督的精神，以发酵的方式，在世间从事传教事业。”（《教友传教法令》2）只要平信徒参与热情提高了，管理、热爱教会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的祈望才会实现。利玛窦神父充分利用当时号称“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启光、杨廷筠、李之藻三位平教徒，就是成功的例子。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发展“梵二”精神，振兴中国天主教会。
时代为我们发出呐喊：“教会是我家，发展壮大靠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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