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良
概要：1962至1965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称“梵二”），是20世纪天主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会议确立了与时俱进和更新教会的目标，使天主教会走上了改革与开放的道路。大会颁布了16个文件：即4个宪章、9个法令和3个宣言。1964年11月21日颁布的《大公主义法令》，论述了天主教会与其它基督宗教开展“对话”与“合一”的原则和立场。本文旨在论述和分析《大公主义法令》精神的应用与实施。
关键词：梵二 大公主义法令 合一运动 应用与实施 中国教会
一、合一运动的起源
“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又称“大公运动”。有关合一运动的神学研究，称为“大公主义”（Ecumenism）或“普世主义”。其实，合一运动，首先是在基督新教各教派之间兴起的，旨在使基督教各教派为推动福传工作共同致力于彼此的团结。现在合一的范围已扩大到了凡以耶稣基督为信仰中心的各基督教派别--即天主教、基督新教各派、东正教之间。同时，因合一运动而展开的对话，还扩大到了包括犹太教和佛教等其它世界性宗教的领域。
1910年的爱丁堡国际传教大会（Edinburgh Missionary Conference）是出发点，会中强调福传与合一的不可分，这被认为是现代合一运动的开端。在这一时期，圣公会和新教各派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基督徒之间的分歧已成为传播基督信仰最大的障碍。1920年元月，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代表，以东正教的名义表达愿望：“教会间不再互相为敌，而须彼此开放”。不久英国的主教们予以响应，也以声明指定目标：“所有的基督徒在一个唯一的公教会内显示出基督所要的可见的一体性。”这两道呼吁成了以后合一运动的催化剂。1925年，基督教各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以“生活与神工”（Life and Work Conference） 为主题的全世界基督教大会，会议研讨了基督教如何才能适应政治、社会、工业及经济的生活。事后又召开了“信仰与秩序”（Faith and Order Conference）为主题的第一次世界会议，开始研讨有关教义的问题，并强调信仰的统一。在这三个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了于1948年成立的世界基督教协会（WCC）。这为20世纪基督教各分裂教派之间的合一运动奠定了基础。
世界基督教协会成立之后，慢慢地，几乎所有的新教宗派和东正教都加入了这个组织。根据世界基督教会协会的基本原则，任何宗派的教会团体，只要宣认信仰“耶稣基督是天主和人类的救主”就可以加入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并不是超越和高于任何教会的教会，而是一个提供给每个教会团体互相聚首，彼此聆听、交换意见的场所。这个团体定期在世界某个地方举行大会，讨论特定的题目。
二、“梵二”对合一运动的态度
在基督新教彼此之间如火如荼地展开合一对话的初期，罗马天主教会对这一运动采取了谴责的态度，它不但拒绝加入世界基督教协会，而且还禁止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在一起举行宗教性质的聚会，天主教徒也不可以参与别的教派的圣餐祭礼，认为它无益于真正统一教会的形成。而且有两种意见互相对立：有一派人士主张分裂出去的各基督新派和东正教各宗派应该回到真正教会“罗马天主公教会”的怀抱。另一派人士则主张天主教会可以和分裂出去的新教和东正教各宗派在平等的基础上，彼此对话交谈，走向合一。
1950年，罗马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当时的“信理部”发出一道训令，承认大公合一运动是一件“美好的事业”，是天主圣神的果实。信理部同时授权各地主教准许天主教徒和新教及东正教徒举行宗教聚会，也可以和他们一齐诵念天主经。
1959年教宗约翰二十三召开“梵二”会议，对于天主教更新自己，适应社会是一个重要里程碑。“梵二”颁布的《大公主义法令》，论述了天主教会与其它基督宗教开展“对话”与“合一”的原则和立场。《大公主义法令》绪言中，开篇第一句话便说：“推进所有基督徒之间的重新合一，乃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主要目的之一。”此处用了“重新合一”（restoration of unity）这个词组，因为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最初只有一个。后来才产生了不同的教会派别，并彼此独立。圣保禄宗徒对这些分党分派曾予以严厉的申斥；嗣后的几世纪中发生了更多的纷争，产生了一些规模不小的团体，会议称“对于此事，有时双方都不能辞其咎。”“但现在出生于这些团体并接受其教育而信仰基督的人，不得责以分离之罪，公教会仍以兄弟般的敬爱看待他们”（法令）。因为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弗4：5）。所以“愿众人都合而为一！……”（若17：21）。法令还要求公教会应以这些基督团体保持“天主大家庭内兄弟般的和谐。”（法令）所以恢复初期教会的合一，成为了此次大公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大会之后，教廷成立了一个促进基督徒合一的秘书处，开始处理与其他基督教会的对话与合作。
会议明确指出了天主教与其他分裂的兄弟合作的事项：“全体基督徒之间的合作，生动地显示出他们已有的联系，也更明显地揭露出基督为仆人的面目。如此的合作，既然不少的国家业已开始，应该加强和发扬光大，尤其在社会和技术正在开发中的地区，诸如正视人格尊严、推动和平建立、福音原则应用于社会生活、以基督精神发展艺术与科学，或利用种种方法减轻现时代之各种痛苦，例如：饥荒、天灾、文盲、贫困、房荒及财富分配不均等。藉着这样的合作，全体信仰基督的人，能彼此更深切的互相了解与互相尊重，并为基督徒的合一铺路。”（法令12）
“大公主义法令”，还要求每个信仰基督的教派团体存异求同，大家应该多想、多重视彼此共有和共通之处，例如基督和他的福音。法令也强调不要再指控非天主教的基督信徒犯了分裂的罪过；而天主教徒也应该承认他们在历史上对教会分裂所应负的责任和所犯的过失。会议也承认这些分裂的弟兄“确实能够无误地产生圣宠的生命，并应认为可以导向参与得救的途径。”“因此，这些分离的教会和团体，虽然我们认为它们确有某些缺点，但在得救奥迹中，并非毫无意义及价值。”
三、合一运动的果实
天主教与东正教：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的正式分裂发生在1054年。自公元4世纪，统一的罗马就形成了独立的东西罗马帝国，既而形成了西部以罗马、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两个教会堡垒。东西教会之间不仅在教义上相互指责，而且双方都希望成为普世教会的最高领导。罗马主教宣称自己是由宗徒之长伯多禄建立的，因此继伯多禄之位的罗马主教就享有最高的地位。但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不承认罗马主教有统治整个基督教会的特权，不承认教宗至上和教宗永无谬误的信条，认为主教之间是平等的，教会的最高权威应是大公会议。至1054年，双方权力的争夺愈演愈烈，进而各自指责对方为异端，并将对方开除教籍，予以绝罚。从此，东西教会彻底分裂。西方的教会自称具有普世性，即为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东方的教会自称有正统性，即为今天的东正教。
1964年1月，教宗保禄六世赴圣地访问，他是两千年来第一位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教宗，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离开欧洲的教宗。他在那里会晤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领袖阿德那哥拉（ATHENAGORAS）宗主教。同年12月7日，也就是大公会议完全闭幕的前夕，保禄六世和东正教领袖阿德那哥拉宗主教同时宣布取消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公元1054年公布的彼此绝罚令，使900多年来互相敌视仇恨的态度与立场从此一笔勾消。这是一项极不寻常的决定和举动，为东正教和天主教走向合一奠定了里程碑。
天主教与路德宗：“路德宗”亦称“信义宗”，是基督新教最大的一个派别，源自德国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该运动的启幕标志，是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德国威丁堡万圣教堂门口张贴的九十五条论纲，以及1517年至1520年间，马丁·路德通过出版书籍、小册子，凌厉抨击罗马天主教兜售赎罪券等弊端，尤其是关于“因信称义教义”的分歧，从而与天主教决裂，并导致彼此绝罚。
天主教与基督新教之间的合一对话随着新教各教派之间的合一进程而产生，双方对话主要强调共同点，避免涉及对有严重分歧的敏感问题的争论。比如共同致力于对圣经的研究，出版合一圣经等。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合一对话，主要集中在新教最大派别路德派和圣公会之间。对话的成果是，1999年10月31日，天主教宗座促进基督徒合一委员会（Pontifical Council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Unity）主席卡西迪枢机（Cardinal Edward Cassidy）和世界路德宗联合会（Lutherean World Federation）主席克劳斯主教（C. Krause）在德国奥斯堡共同签署《天主教与路德宗关于成义教义的联合声明》，这是天主教和路德宗在合一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成果和里程碑。声明结束了两教派之间关于成义教义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相互谴责。成义问题曾是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宗与天主教会当局相争论的核心，十六世纪的特利腾公会议和路德宗教会相互指责对方所理解的成义教义为异端。双方在联合声明中称，“对16世纪的关于成义教义上的相互谴责，至此出现了新的看法：在此声明中的路德教会教导不在特利腾公会议的谴责之下，而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也不在路德教会的谴责之中。”声明还最后指出：“信义宗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将继续一同努力，加深有关成义的共识，使之能在教会生活和教导上结出果实。”双方签署声明的这一天，正是1517年马丁·路德在威丁堡张贴95条论纲，展开宗教改革的日子。
天主教与圣公会：圣公会是宗教改革时期--即1534年脱离罗马教廷的。天主教与圣公会之间的合一对话，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6年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拉姆西（M. Ramsey）访问教宗保禄六世，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同意促进两教合一，安排正式对话。1968年双方成立了一个联合筹备委员会，在召开几次会议之后，形成了《马耳他报告》，报告建议成立一个永久性质的“圣公会—罗马天主教国际委员会”，负责双方的合一对话工作，进行首阶段对话。在这阶段双方讨论的主题环绕着圣体圣事、圣职与神品圣事、教会中的权力等。自1970年之后，天主教和圣公会之间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会议，并联合发布了一系列联合声明、报告，就圣体圣事、牧灵职务、圣品圣事、教会权威、救赎、教会的共融性、基督教伦理等问题彼此进行了澄清与解释。
双方最近所发表的一个声明是于1999年达成的关于《权威与恩赐》（The Gift of Authority）的文件。1999年5月12日，天主教与圣公会国际委员会一批代表用了五年时间，完成这个文件，建议两教会接纳一个“共同”的普世宗座首席权，这是为提供先知性的领导、秉持传承合理的多元化，欢迎神学研究。教宗首席权招致圣公会和天主教分隔了约几百年的历史。文件确认教宗在明辨信仰真理上具备特殊职务，认为教宗宣告“完全可信的教导”时，实际上是清楚地表明了所有地方教会的信仰。文件的发表表明，两教会已用“合一”的神学取代争辩式的神学。
但是教宗本笃十六世就职以来，由于北美圣公会准许祝福同性恋者结婚，并祝圣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为主教后，天主教也以自己是圣公会对话的伙伴立场，对那些事件明确表示反对，并重申天主教要理对‘性’的教导。
天主教与其它宗教：基督宗教之间开展的合一运动及其对话，现在已经扩大到了与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等非基督宗教的领域。“教会劝告其子女们，应以明智与爱德，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谈与合作，为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作见证，同时承认、维护并倡导那些宗教徒所拥有的精神与道德，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天主教与犹太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历史之渊源，两教之间的合一对话，旨在两大宗教团体的成员之间建立起相互尊重与友好的关系，彻底取缔任何形式的针对犹太民族的敌视态度。这一创意始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那次会议中，教会明确阐述了与犹太教会的关系：我们的救主曾经被一些人折磨致死，但并不是全体犹太民族；其次，我们不能将过去人犯下的错误归咎于现代人；现在，每年的一月十七日是“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对话日”，目的在于两大民族人民之间重新建立起相互尊重、理解、友好的关系。
天主教与穆斯林在历史上曾相互对抗，例如中世纪时期的“十字军”东征，双方为了争夺共同的圣地耶路撒冷，曾多次以武力相征服。“在时代的过程中，基督徒与伊斯兰教教徒曾经发生争端与仇恨，本届神圣会议吁请大家忘掉过去，诚意实行互相谅解，共同卫护及促进人类的社会正义、道德秩序、和平与自由。”20世纪以来，在以基督教价值为广泛基础的欧洲，与不断扩展的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增加，这表现为一种对文明价值的取向。2001年5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叙利亚时，到那里著名的奥马亚德清真寺访问，成为第一位走进穆斯林清真寺的教宗。迎接他的有穆斯林领导人阿迈德·库夫塔诺（Ahmad Kuftaro），叙利亚政府官员。奥马亚德清真寺曾经作过异教徒的庙宇，基督教堂和穆斯林清真寺。阿迈德·库夫塔诺在欢迎词中表示：“我们崇拜同一个主，他是和平的根源，我们是和平的传递者。天主（阿拉）召叫他的子民走向和平，走向以爱为中心的信仰。”教宗则表示：“长期以来穆斯林和基督徒相互对抗，我们需要寻求天主的宽恕和相互之间的宽恕”。后来梵蒂冈发言人强调说：教宗的希望是伊斯兰，犹太人和基督教最终克服历史带来的差异，并且会充满信心地为自己的兄弟提供服务。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以基督宗教价值为核心的欧美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2006年9月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一所德国大学援引十四世纪一位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皇帝的话说：“穆罕默德带给世界的只有‘邪恶与非人道’东西，这一明显暗示反伊斯兰圣战的言论，引发了穆斯林宗教领导人的愤怒，并要求教宗对这番“敌意”言论道歉。2007年10月11日，全世界上百位穆斯林学者联名给教宗本笃十六世和其他基督教领袖发出一封公开信，提议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世界宗教积极对话，以加强两种信仰之间的了解，为了世界和平，求同存异。这封公开信引用多段《古兰经》和《圣经》经文﹐阐明双方有责任在“你们与我们之间的共同世界”上寻求和平的最佳途径。学者认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关系的改善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而当今的中东地区，以基督教价值取向为代表的欧美，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仍不时发生。所以，基督宗教与穆斯林等非基督宗教之间就世界和平、消除战争等主题的对话仍有必要。
四、“合一”道路荆棘密布
尽管基督宗教之间的合一对话已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对话并不顺利，合一的道路上仍然布满荆棘。分歧各方既有教义上的，也有神学上的。尤其困难的是各派信徒所持基要主义观点，彼此敌视，不愿有任何妥协。例如，基督教各派对天主教既有教义上的反感，也有神学上的差异，称天主教的教宗制以及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敬为崇拜偶像。同样，一些固守传统的天主教徒，指责新教并非“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弗4：5）的基督宗教。
2001年6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乌克兰，许多亲莫斯科东正教的神职人员、修会会士、修女就在总统府和教廷大使馆前示威，指责天主教“劝人改教”。2002年2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俄罗斯宣布建立4个教区，使天主教会和莫斯科东正教会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尽管天主教方面一直声称：“我们拒绝改宗主义，我们想合一，我们想增进对于天主教徒的牧灵关怀。” 2002年1月13日，英国和威尔士天主教奥康纳主教应英女皇伊丽萨白邀请在王室的一项由圣公会主持的礼仪中讲道，他是自有圣公会以来首位在英国君王面前讲道的天主教主教，这被认为是双方表达合一愿望的象征。但是圣公会祝圣妇女为神职人员常常令天主教方面感到不快。另外，在传统教会学以及伦理观念上，天主教与其它基督新教教派之间也难以一致。
2000年8月，时任教廷信理部部长拉辛格枢机发表了《主耶稣》的文告，在论及天主教会的本质时由于重申天主教有至高无尚的训导权威，从而引起其它基督教派别的极为不满。当时教廷促进基督教合一委员会主席卡斯贝枢机曾表示，尽管合一运动面临着不少困难，但“别无选择，谁若想拉历史的倒车，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被圣神所摈弃。”在2003年1月18日开始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期间，卡斯贝枢机说：“合一的道路虽然有所进展，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近几年以来基督信徒接近变得更缓慢，更叫人感到吃力。”
勿容质疑的是，基督宗教之间的合一对话，天主教的教宗首席制也是一大难题。1995年5月25日，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发布的《愿他们合一》（Ut Unum Sint，简称UUS）的通谕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教宗在通谕中说，基督徒（包括东正教、基督新教和圣公会等）的合一对话中，天主教的教宗制度已成了对话与合一的障碍。因此，教宗在通谕中亲自邀请各方人士和他一起耐心地、兄弟般地就教宗制度进行对话，旨在“寻找一个行使首席权的新方法”（UUS 95），并使教宗制度更能成为“被有关各方接受的爱的服务”（UUS 95）。教宗本人很清楚，现行的教宗体制已经成了基督徒之间合一的障碍（UUS 88）。为了回应教宗的邀请，1996年6月29日美国旧金山总主教区奎因总主教在剑桥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在坎匹恩学院发表了有关教宗制度以及致力于合一的著名演讲，事后形成了《教宗制度的改革》一书。奎因总主教在书中指出，为了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天主教徒不要错误地认为，寻求合一的动力就在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作出某种改变，与天主教会建立完全共融，而天主教会勿需作任何改变。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为了促进基督徒的合一，天主教会在组织、牧灵和教会法方面，都必须作出重大改变。天主教会明显需要作出改变的方面包括：伙伴关系（collegiality，或译“集体领导”）、平信徒的参与、中央权力的分散、进一步向多样化开放等。”因此奎因呼吁天主教应“率先行动”。
奎因指出，教宗制在第一个千年中是合一与对话的典范，体现了教会生活的多样性。“因为在整一千年中，基督徒们都是团结在‘信仰和圣事生活的兄弟伙伴般共融之中……如果他们之间在信仰和纪律上出现分歧，一致同意由罗马主教充当调解人（moderator）’（UUS. 9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调解人”是一个拉丁词汇，用在公会议的拉丁文献中，包含着“指导”或“规定限制者”的意思。该词本身并不包含对各地方教会生活进行中央管理或经常干预之意。当前，“许多非天主教基督徒在与天主教完全共融的道路上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合一意味着多样性之结束。”
五、《大公主义法令》在中国的应用与实施
“梵二”会议召开的时候，因当时信息闭塞，中国教会对梵二会议的内容和性质知之甚少。笔者偶从当时一份教会内部刊物上读到一篇对梵二会议的评论文章，文章标题为：“梵蒂冈第二届公会议是反共反人民的集会”，另一篇文章标题为“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将干些什么勾当”。很明显，这两篇文章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对“梵二”的评价多是消极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会开始恢复与欧美教会人士的交往。其间有不少教会期刊和书籍开始进入中国，加之中国教会派出不少神父、修士修女到国外学习，以及网络的普及，大陆教会人士开始逐渐认识梵二，了解梵二，对梵二的态度有很大转变，开始主张“贯彻梵二会议精神。”
梵二精神在中国教会中的落实，最为明显的是礼仪的更新。普世教会自梵二后，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完成了礼仪的更新，即不再以拉丁礼仪举行弥撒，改为用本国语言举行。中国教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使用这一新的弥撒礼仪。
但是，梵二倡导的大公主义精神，以及西方所教会所开展的合一对话活动在中国时至今日没有正式发生。因为在中国，政府认可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中国宗教的特点是彼此尊重、和谐共处，似乎没有彼此交流的习惯和必要。
然而，天主教内部却因“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而发生分裂。该分裂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之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梵蒂冈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也采取了对抗的立场。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里拒绝承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还散布言论蛊惑神长教友，不准教友们阅读由共产党主办的报刊，不准参加由共产党领导的任何组织，如妇联、青联、学联等，这无疑把中国教会推向绝路的边缘。这也为日后地下势力的形成埋下了种子。1957年中国天主教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958年，梵蒂冈拒绝承认湖北武昌和汉阳两教区选圣的主教，从此中国教会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教廷针对中国教会发布了一系列牧灵指南和特权，是地下教会得以滋生和蔓延的主要原因。例如，1978年教廷万民福音传播部将教务权力及特权放宽给予中国大陆上的神长及教友，此举为地下教会的存在提供了法律上的根据。1980年罗马教廷又授予个别主教先选圣、后报批主教的特权，使地下势力逐渐壮大。地下势力歪曲和攻击我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责和攻击中国天主教会的独立自办方针。中国政府对待地下教会神职人员以教育转化为主。
改革开放后，梵蒂冈与中国政府有过多轮对话，中梵关系曾出现恢复外交关系的曙光。教廷方面也释放出合好的迹象。1997年2月，教廷国务卿索达诺枢机（Angelo Sodano）甚至声言“教廷驻华大使馆，只要可能，不必等到明天，今晚就可以迁往北京。”2000年，中国政府也决意与梵蒂冈恢复外交关系，但是由于梵蒂冈执意“封圣”，使这一对话势头严重受阻。
中国政府对恢复梵蒂冈的外交关系，立场是一贯的，即梵蒂冈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不要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只要梵蒂冈满足这两个条件，中梵之间的关系就会得到改善。要改善这一关系，两政府之间的对话是必须的。同时，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之间，通过对话达致合一也有必要。所以，认真领会和实施《大公主义法令》精神，对当前的中国教会具有现实意义。为此，需要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对话，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消除误会，团结一致，共融在主的圣爱内。充分发挥广大神长教友在经济建设、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起作用，消除“洋教”的阴影，好使人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玛五：16）
六、小结
东西教会的分裂、路德宗的改革、圣公会的出现，至今已过去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如今各教派都已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教会体制和教义教规，如果彼此本着摈弃前嫌、求同存异的态度来对待基督教各派之间的合一运动，或许会彼此受益，相得益彰；如果相互之间仍要为所谓的正统而争，那么合一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合一的希望只能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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