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的文明之间不断交流、抵触、对抗、吸收、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天主教会也不例外。教会自从主耶稣创立开始在历史的长河里漂流将近2000年，教会为了生存发展不断地进行探索及实践不同的策略。
在21世纪的今天，教会重申教会本地化的问题，可见本地化是一个不断地深化且无止境的过程。今天的问题不是应不应该本地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本地化，为何本地化的问题。
一、何谓本地化
第一个把“本地化”这个词应用在传教学论文上的是耶稣会的会士马森。1962年当他写《向世界开放的教会》一文时，第一次采用了“本地化的天主教思想”，他指出，反映在牧灵及福传中教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本地化的过程。“梵二”是教会本地化的里程碑，它要求我们：“深入教会适应本地区化”。1974年亚洲主教会议重申，地方教会应该降生在人民中间，是一个本位化的教会，与当地的整个生活实体亦即与当地人民的生活传统、文化、宗教进行持续的和谦下的对话交流。本位文化的首先意义乃是指地方教会与它自己文化（它自己人民的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教宗保禄六世在《在新世界中传福音》（1975年）里说：“地方教会有责任把福音的精髓吸收（也转移）到它的人民所能理解的语言当中，再用这种语言来宣讲福音。
二、本地化是教会牧灵和福传工作的需要
从基督的降生奥迹我们得到启示，主耶稣从天国进入人间，“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若一：14）由神成为人，进入人类历史与人类同居共处，降生的奥迹，就是一个本地化的例证。“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承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玛六：10）。耶稣要求教会在这大地上承行天父的旨意，世界就是承行主旨的平台。主耶稣在升天前，更郑重地赋予宗徒们一个时代的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授洗”。（玛二十八：19）到普天下去，普天下是由不同的国家、民族组成。每一个民族又有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传统，要去普天下传播福音，即传播基督的爱和得救的佳音。
教会要完成这历史使命，就应从学习、掌握和运用各地文化开始，尊重不同的风俗习惯及传统。教会无本位文化，而用普天下文化为载体。宗徒们是如何履行主耶稣赋予的使命呢？初期教会也经历一番辩论和探索，自从圣神降临后，经宗徒努力，因耶路撒冷教会遭受迫害，教徒四散，教徒的逃散，离开了耶路撒冷，同时，也将福音扩散，使福音更广泛地传播。更多的外邦人接受福音，一些经师及法利赛人也加入教会，教会不断发展，但当时教会在发展中也遇到很大的挑战和困难。怎样对待和接受福音的外邦人呢？要他们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习惯，遵守他们的一切规定吗？还是尊重和适应他们的风俗、文化及习惯呢？当时教会就有不同的意见，出现了纷争、对立。最大的问题是饮食的洁与不洁，以及割损礼的问题。假如没有圣神的指引及主耶稣的特别关注，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伯多禄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称为污秽”（宗十：15）伯多禄历经这异象才感叹：“我真正明白了，天主是不看情面的，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而又履行正义的人，都是他所中悦的”。（宗十：34—35）“这些人既领受了圣神和我们一样，谁能阻挡他们不受水洗呢”？不同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不是阻止他们信仰基督的原因。接受新生事物有一个过程，新的措施的实施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有各种各样的阻力。那些受割损的人非难他说：“你竟进了未受割损人的家，且同他们分吃了饭”。（宗十一：2—3）更有甚者“有犹太下来的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若是你们不按梅瑟的习惯行割损，不能得救。保禄和巴尔纳伯同他们起了不少的争执和辩论”。面对不同的意见，宗徒们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宗徒会议决定“不要再加给由外邦人归依天主的人的烦难，因圣神及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这次会议影响之深远，作用之重大，可想而知。这是初期教会的转折点，使教会走向普世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宗徒会议的决定，天主教会绝没有今天，大不了是一个地区性的民族宗教，教会将在不停地纷争中渐渐消失。
三、福音进入中国的境遇
天主的福音进入中国的境遇可以说是峰回路转，跌宕起伏，曲折而艰难。如果从唐朝贞观年间算起已有1300多年，但福音的本地化工作远远没有完成，其中的原因及其复杂，正如前面所说的，本地化是平等的交流，双方或多方的动态关系。
景教能自由而顺利地传入中国与当时的统治者自信及宽广的胸怀、对异质文化持开放心态分不开的，唐代初年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国策，致力于内政的改善并与各国及西域各民族睦邻友好，丝绸之路贸易十分繁盛，长安成为东方最繁华的国际都市。唐太宗对宗教采取兼收并容的方针，除道教与久行中国的佛教外，异域的宗教也受到优待。这样景教能在中国土地上的京城立足，并且有很大的发展，唐高宗李治继位后，于诸洲各置景寺，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唐代分全国为十首，景教则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盛。
当时教会当局也极力进行文字翻译工作和慈善工作，景教在唐朝的传播有两个特点：首先是紧紧依附于朝廷，带有浓厚的“奉敕传教”的特点，并且利用其天文、医学等方面特殊技艺为朝廷服务，同时，进奉奇器巧物取悦皇室，为了能够与其他各教融合相处，景教当局不但在翻译经典大量引用了佛、道教术语，这样所译的经文成了艰涩难懂的“四不像”，没有明确传达福音精神和基督的信仰，因想借助佛教打开福传之道，被别人误以为是佛教的另一支派，当唐武宗下令灭佛时，景教也受株连，并且一蹶不振，但同样受到迫害并且更严重的佛教很快有恢复起来了。景教在中国的土地上流传了200年最终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很复杂，但概括来说没有真正本地化（包括神学思想和神职人员等），没有真正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其教义、礼仪与中国传统文化距离较大，而所译经典让人难以理解，利用当时的佛教徒帮助翻译工作过程中，他们采用佛教词汇翻译基督教义，所宣讲的与佛教相似，没有显出基督宗教的特色。因经济上没有独立，当统治者停止供给而教徒又无俸献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崩溃，没有培养中国人担任神职人员，过多地将精力倾注在统治者身上，所谓的上层路线，没有深入扎根民间，及融入本地文化。不能在中国大地上汲取营养而生存，全靠外面输送养分，这样外面不能提供时必死亡。虽然景教失败，但也为后来的传教士提供经验及教训，正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
利玛窦神父为什么能使天主教在中国扎下根并且能有较大的发展呢？有哪些经验？
（一）首先让我们回顾历史背景
明代末期，社会动荡，官场腐败，社会上有知识，有思想的社会精英，即士大夫们不满当时理学明心见性的空谈之风。社会流行的理学，再没有对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对社会及民群关心的问题无任何对策。民心思变，精英们要提倡“实学”。
（二）寻找切入点
利玛窦神父通过深入地考察，了解社情民意，反省前人们经验教训，经深思熟虑后找出对策。认为文化应是福传的切入点及突破口，改利用佛教来打开福传局面，后来认识到这样行不通，不能重复景教的老路，认为应从士大夫们身上开始工作，因为士大夫阶层在社会文化、政治影响力非常大。素来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们不折不扣地扮演着维持中国封建政治秩序的管理者角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人力基础和主要管理群体。儒家学者在中国社会既受普通民众尊重又受朝廷垂青。再者他们在宗教上“敬鬼神而远之”，没有深厚的宗教感情及虔诚的宗教信仰。对宗教持包容开放的态度，所以宗教上张力很小。利神父能顺利地进行本地化，利用当时的知识精英，与他们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在利神父的教会本地化建设中，号称“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功不可没。
（三）融入社会及文化
所以利玛窦神父改变策略，放下与别的宗教之间的争论，集中精力与士大夫的交流。在穿着上改僧服为儒服，育留须发。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地钻研《四书》、《五经》。还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为拉丁文。在于交朋友中，也教授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使求变务实的士大夫们大开眼界，深深被吸引。利玛窦将西洋的自鸣钟，三棱镜和自绘的《山海舆地全图》公开展出，吸引不少人前来参观。1584年《山海舆地全图》印发，以后多次被人翻刻。这幅画使中国士大夫们第一次接触到五大洲的观念。因此利玛窦声名远播。知名度大大提高，影响力更大了。
（四）尊重执政者
利玛窦很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在权利高度集中的家族主义世袭帝国里，皇朝政治高于一切，其政治认可是所有想在中国取得社会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交往唯一通行证。在当时来说只有获得皇帝的准许，天主教才能迅速发展。所以想方法觐见皇帝。
当讲到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冲突时，人们总是拿礼仪之争说事，这件事很复杂，本来是教会内部问题，是教会发展中的问题，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又极为不一样，文化及文明的发展程度又有很大的差异。各地风俗习惯差别很大。耶稣会服务的地区是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文明程度也高、风俗习惯及传统也较文明、开放。所以在祭祖、敬孔的风俗上开明高尚，没有迷信成份。而服务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风俗较为守旧，迷信成份严重。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认真考察当地人祭祖、敬孔所掺杂的迷信成份与天主教教义及信仰相冲突，所以要求禁止。这种现象很正常的，教会内部区别对待即可，就如初期教会对待外邦人进教的问题而引起的争论一样，教会自己开会达成共识，内部区别对待即可。但朝廷皇帝参与了这一争论，这内部的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宗教问题成了政治问题，所以有一句话说：当政治渗入宗教，就是宗教灾难的开始。国学大师梁漱溟曾指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有两大怪异之处，一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二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时隔多年，这个问题或许困扰着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当前社会稀缺的是什么？答案不是外汇、石油、钢铁，而是文化和正确的信仰。梁漱溟大师还在《中国文化要义》提出著名的论断道：“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一语道出了东西宗教、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所以要认识宗教问题，首先要研究社会，了解了社会才更能把握文化问题，把握文化的问题才能理解宗教信仰现象，这样才能有效的沟通、理解尊重、接纳。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本地化是双方的或多方共同努力不断交流的过程。有关文化不能过度强调其他文化的独特性。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世上一切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文化的交流、扩散、转移、相互接纳、互补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抑制的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的差异，特别是自然资源聚集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有学者认为，基督信仰所推崇的契约精神与博爱精神，即是基督宗教文明的亮点，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有信仰的地方就有诚信，神圣的契约精神成为现代商业文明与宪政文明的基石。无论是企业自治结构还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结构，都基于基督宗教的原罪教义。相信人性本善的文化完全无法寻出博爱精神及背后的神本主义，圣爱思想则是现代社会保持和谐，避免暴力的主要精神来源。
中国第一次崛起是汉朝以儒、道互为文明基石；第二次崛起是唐朝，以儒、道、佛互为基石；现在是第三次崛起，以传统中华优秀文明与基督宗教信仰融合为新基石，神本原则、契约精神以及博爱精神将在中国的工商文明、宪政文明以及社会和谐中承担起着普世价值的角色。这是中国社会的祈望，也是天主教会的目标。基督宗教愿为中国再次崛起贡献力量。
四、本地化的建议
使教会真正进入中国，扎根文化、融入社会。首先要使教义及信仰成为民间社会的信仰习惯。其次，以其信仰实践方式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表达方式。再有，使教会信仰成为社会信仰与社会认同的资源，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或者能够直接构成人们进行交往的社会资本。构建具有地方特征的信仰社群或者基督社会组织格局，成为中国人进行地方社会建设的社会资源。
我们说教会发展的过程就是本地化的过程，能真正而又正确地本地化，大大地推动了发展，推动力来自教会及社会的精英阶层，如伯多禄、保禄宗徒，巴纳伯及初期的教父们。在中国要推进教会本地化，更缺少不了教会有识之士及社会的“士大夫们”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因为在中国，对于文化相遇的诠释还侧重于书面语言，而在中国能熟练掌握书面语言的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即士大夫）。这些社会知识精英受到民众极大的尊重，因而对社会的塑造有巨大的影响，中国社会对外来传统理解和吸纳的程度与方式，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更大，因为对外来传统的翻译和解释，多半也是以书面语言进行。有学者正确观察到，“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历来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本地化的研究起点应是对这一社会群体及其对中国思想的影响。中国的事在士大夫手中，教会必须获得士大夫的注意，从《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得知，同样，外来的佛教能扎根中国，顺利地本地化，深入文化及民间。为当初的社会精英，教中的高僧、贤僧，在社会上有威望的居士们功不可没。
中国天主教会要彻底而又正确地本地化，首先在思想上有统一的认识，明白本地化的重要性。广大神长、教友积极做本地化的实践者，尽快去掉香蕉现象——黄色的皮、白的心。因为要了解一种文化，了解一个民族的传统之前，我们必须置身于某一文化传统中，并且用语言去解释理解传统，这样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面临几种关系，并且时时刻刻处在这四种关系之中：
（一）他必降生并且生活于某一传统之中，在这种存在境况中开始解释理解传统；
（二）他必须接受某一文化传统的语言，并且用语言来理解解释传统；
（三）他接受并理解语言的同时，传统已通过语言进入了他的生活与存在；
（四）他的理解和解释之所以可能是他已在传统存在拥有负载的文化传统的语言，并且怀着对过去的疑问，对现实的困惑和对未来的期望。
期望教会本地化能在中国顺利地进行，并结出丰硕的成果。要使中国基督化，首先基督中国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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