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地化（Incultur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的（in向内）及（cultura 文化），指一种文化将另一种文化内的东西吸纳为已有。[i]在1974年的世界主教会议中，左雅(Jean Zoa) 主教认为，从文化历史角度看，一个地区的人接受福传的过程，离不开这三个步骤：一是传递（适应），二是表达，三是重整或重新表达(reformation or re-expression)。也就是收到福音讯息的团体，尝试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根据自己的智慧、性格及文化，将福音讯息再表达出来。这一步称为“本土化”。[ii]也就是说，本地化是以适合本地人需要的方法，向本地人传扬基督的喜讯，使人归依基督的一个积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有三个层面：1、文化本身的层面，如西方古典音乐、乐器成为中国音乐生活的一部；西方哲学概念如位格 person民主等，成为中国思想不可缺少的范畴。2、教会层面：指教会与另一文化接触而产生融入，教会与本土文化发生活泼的交往，互相影响，带来新的创造，互相受惠。3、神学层面：指本地的基督徒用他们本土的文字、概念、思维方式、表达方法去解释神学，形成一种本土神学，甚至反过来丰富了普世教会的神学。[iii]
从以上对本地化概念及实现本地化内容和过程的的阐释，我们可清晰地认识到福音传播与本地化之间的关系，及如何福音本地化。
翻开《新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如何借当时的犹太文化活出基督的信仰。他宣讲的对象是当时的老百姓，用的是当地的语言，说的比喻全是百姓们身边有的、能够明白的、甚有同感的东西，所以群众们虽无多少教育背景，却是一听就懂得耶稣在说什么。当时的听众很多，马尔谷甚至夸张地说：“合城的人”都来听耶稣讲道，“人们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不像经师们一样。”（谷1:22,33）我们还可以从耶稣精神的忠实践行者保禄身上看到是如何将福音讯息本地化的，三次外出传播福音远超出了犹太地区教会所在地塞浦路斯、叙利亚，迦拉达、罗马等地，面对不同的文化环境、社会背景、风俗习惯。保禄理解和尊重接受福音的人所处的环境，适应他们所在。甚至在耶路撒冷会议，取消了外邦人皈依领受割损礼。从他身体力行的实践和书信中对“为什么人成为什么人”（格前9:20）的论述，可以清晰看到使人们在自己的语言文化中看到和经验到真实的基督有多么重要。
在福音的传播进程中，西方文明的建立实质上就是基督信仰与西方各类文化融合的产物。因为“古希腊、古希伯来文明和古罗马法制传统，“最终在基督宗教中完成了这些古代文明发展中‘知、行、信’三阶段的过渡和融合，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并重、思辨与信仰的统一、文化与宗教的互渗，从而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西方文化乃基督文化，西方文明乃基督文明的说法。”[iv]
神学本地化
神学本地化有两种解释，一是指透过本地人的思想反省及宗教体验，使外来的基督福音，逐渐扎根于本地文化的脉络中。二是指以当地原生的原住民的思想、文化体系为主体的神学体系。[v]在基督福音本地化的同时，必然要经历的就是神学的本地化，但“神学本地化”必须紧扣社会的脉搏，响应人们的问题和需要；神学工作者则必须活在真真实实的人群中，了解人们的需要，和人们一起发掘提升生命之道。脱离了生活，就没有真正的神学；真正的神学也是本地的神学。
回顾神学本地化的历程，教会在第一个千年，经过漫长的福音化——本地化过程，从神学、灵修、礼仪、音乐、建筑等多方面都烙上了欧罗巴的印迹，以致人们的心目中把基督宗教等同于西方宗教；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西方传教士又把福音带到了那里，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基督的教会传遍了美洲，而福音传播成功的根由之一，是神学的本地化，至今在教会的礼仪中保留着大量当地文化的特点；近一二百年来，随着在非洲、亚洲福传力度的加大，领洗人数快速增长。在教会发展迅速的地区，神学本地化非常突出，引起冲突的地方，诱因多是与本地原有文化的不能很好的融合。由此可见神学本地化是教会福传进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
中国神学本地化的尝试
有史可籍的关于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记载是在唐朝初年，基督宗教的一支，聂斯多略派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唐末会昌灭佛，波及景教，景教在中国内地灭绝。
1294年孟高唯诺抵达元大都。经过多年努力，孟高唯诺在大都发展了数千名信众，1307年被教宗任命为汗八里总主教，掌管远东地区教务。因为传教士的活动空间只局限于蒙古贵族和宫廷，神学本地化无法展开，对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也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所以随着元朝的灭亡，天主教在中国内地几近绝迹。
中国神学本地化的真正摸索实践和发展始于利玛窦时期。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82年），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神父来华，最初，利玛窦和罗明坚神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明朝地方官赐予的袈裟，以为这样就可以与中国的“本地教士”（僧侣）打成一片。可是后来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敏锐观察，发现儒家思想才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中流砥柱，于是又改换儒服。利玛窦神父经过刻苦勤读儒学经典，积极与士大夫结交，争取士大夫的同情，这便是他所确立的合儒斥佛、走上层路线的传教策略，又以西方科学作为传教手段，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深深地扎了根。1601年，利玛窦神父千方百计抵达北京，并因一座上贡给万历皇帝的常需修理的自鸣钟而获准在北京居留之后，很快就吸引了一批好学的名公巨卿，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奠定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基础。教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利玛窦神父被作为最早推动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者，可谓“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作为中国教会的创始人，可谓“第一个倡导神学本地化的传教士”。
利玛窦神父在神学的本地化的贡献，一是他在《天主实义》中以中国先哲和古典思想为比附，准确地阐释了天主教神学中的基本概念。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人的灵魂不朽和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的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也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进中国的，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vi]。二是他认为儒家理想的最终目标是国家的和平秩序，以及透过家庭秩序和个人的道德修养都指向这一目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教会的真理。[vii]三是他认为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经典中没有任何违反天主教信仰的思想，并肯定其积极价值。
但在神学本地化的探索中却出现了分歧，特别是在“尊孔祭祖”中出现了神学上的严重分歧，最终导致了“礼仪之争”，阻止了教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有些外籍传教士看到国外教会一直控制着中国的教务，不利于中国神学本地化和传教事业的发展，期间雷明远神父提出了“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特别是“老西开事件”之后，罗马教廷才决定着手中国教会本地化的进程。1919年11月30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通谕，以传扬福音为要旨，要求各传教区的各修会摒弃门户之见，尽力陶成本地的神职人员。并派遣刚恒毅主教出任驻华大使，刚主教到任后开始着手本地化措施。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中国主教会议，其主题是建立一个“正常的、自由的和中国化”的天主教会。1926年刚恒毅主教亲率六位中国候选主教赴罗马，由教宗予以亲自祝圣，开创了自罗文藻任国籍主教以来有中国神父担任主教的先例。以后天主教在华扩充六十余教区、推荐十余名国人为主教，并派修士到罗马深造。”[viii]在主教的推动下，1939年教廷发表了谕令，肯定了利玛窦适应中国本地化的传教方式，解决了横亘在中国神学本地化方面因“教会体制”造成的难题。
刚恒毅主教在神学的本地化方面的贡献，一是在敬天之礼中，他持随方入俗、随方设教的宗徒路线，主张用中国语言和儒释道的崇拜仪式表达其虔敬心声，来促进中国人的皈依。二是在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和北京辅仁大学等公教学校培养不同专业的学术人才，鼓励和培养出了如陈缘督、王萧达、陆鸿年等大画家，及马相伯、徐宗泽、方豪等大学者，以学术建设与文化事业推动神学本地化的发展。三是创办公教艺术工作者联谊会，成立天主教艺术家团体，出版《圣艺》（Arte Sacra）期刊，借用本土的艺术形式举办基督徒艺术作品展，进行教堂设计，积极推动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及神学本地化的进程。
信德在神学本地化中的参与
河北信德社于1991年成立，是在前辈神长和领导们的支持下以河北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的名义由张士江神父创办。它的命名一如 “信德丛书序”所言：“致力并拥有活泼信德的同胞，无论在平静的生活里，还是在过往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中，或是在今日现代社会和教会内部各种思潮的强烈冲击之下，他们都是心中常有上主，时常充满喜乐。在信德内，明辩天主圣言，遵行主的诫命，以基督的炎炎爱火于变化莫测的风浪中，明智忠诚地为主作证。…… 取名‘信德’之意，即是愿通过向大家奉献各种圣书——教友们的精神食粮，从而增加巩固我们的信德，维护真理，办好教会，在主内彼此理解，合而为一；在荣主益人，爱国守法中，强国利民，弘扬基督福音。”具体到在神学本地化中的参与上，信德成立二十年来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１、报刊网络宣传 信德报从首期印行5000份到今天的60000份，从不定期到今天的每月4期，从开始四开四版的单色印刷到今天的四开八版四色印刷，已发行466期。报纸自1991年创刊以来刊登了大量关注教会和社会问题的文章，如针对各地教会和青年司铎面对各种挑战以及海内外社会各界发生的大事件，连续推出了铎职反省、福传与交通工具、福传系列、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去世、本笃十六世当选、国内祝圣一批新主教等专题或专页。尤其近年来，在福传的重点关注和系列报道中，为各地教会吹起了一股福传的强劲之风。同时对于香港澳门回归、奥运会申办、环境保护、妇女儿童问题、战胜非典、赈灾救灾（国内国际）、扶贫办学、关注弱势群体以及紧急救助等多方面内容的刊登，表达了当代天主教关注社会、关爱人生、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种种特征。（康志杰著《活出基督的博爱精神”——从“信德”报透视当代中国天主教会关注社会的特点和趋势》）。
在报刊网络宣传中，我们相信只有以神学来诠释与了解信仰生活，才能更好的促进信仰生活的发展。为此通过刊登中国古书中的天主教思想、中国古代的天主教信仰、中国古书中天主教信条的痕迹、福传意识与本地化、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一点认识在利玛窦神父墓前的沉思、第一个倡导神学本地化的传教士——利玛窦神父、浅谈中国基督徒灵修本地化——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相融的必要性、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运动——读《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等大量有关圣经、礼仪、神学、福传与本地化相关的文章。利用网络，建立教会资料库，网载教宗讲道、教宗文告、思高圣经、天主教法典、天主教教理、教会文献资料，为普及神学知识、促进广大神长教友对于神学本地化的认知和交流提供平台，为教会本地化神学铺路。
２、出版图书推广 信德社在成立至今的20年中，已出版近500万册图书，分23个种类，320种。信德丛书是从灵修和礼仪图书开始，再版了相当数量的传统圣书和港台教会现成的著作及具有梵二思想的书籍。率先出版了《天主教教理》、《感恩祭典》、《天主教法典注释》、《天主教法典》、《主日弥撒经文》、《教友家庭要理问答》、《教理函授课程》等修道人用书，并分送给部分全国各地的神父、修女们。为配合和帮助神父讲道理，出版了多种讲道集。在出版图书的回顾和反省中，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信德从翻印传统圣书到现代图书，如今已经进入本土化时代。只有文字形式进行福传，满足广大神长教友的灵性需要是不够的。要建设好天主的教会，就必需有一支既有神学根底，又有灵修内涵的牧者队伍，这样才能带领中国教会成长为一个以牧灵福传为己任的、相亲相爱的、真正的天主教会的信仰团体。因此，信德先后出版了如《中华先哲的神学思想》、《中国天主教艺术》、《利玛窦传》、《灵修神学》、《静观与禅定》、《神修纲领》、《神修学纲》21世纪信仰》、《信仰的思考》、《信仰大视野》等多套与神学本地化相关的小丛书。并一直鼓励和出版本土作者的作品。为中国教会神学本地化尽绵薄之力。
３、研讨交流阐释 “信德文化研究所”于2001年9月由张士江神父创办，其使命是从教会和社会两个层面对通过基督宗教及其思想文化的研究，探讨和推动宗教与社会相适应，为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和谐服务。十年来筹备和举行多次研讨交流活动，以此促进地方教会跟上时代步伐，更好地以当代人的思维方法来认知天主的真美善，解答现实环境中人的切身问题，在人伦道德的普世价值探索中，为中国教会、神学和礼仪的本地化探讨出路。
Ⅰ. 1999年主办了做时代中国青年司铎—99青年神父研习会。来自全省的34名服务于基层堂区的青年神父参加了研习会。研习会的特邀分享人有老主教、留学归来的青年神父以及教友。大家从历史、圣经、法典和切身经验几个方面，就福传、善牧、堂区建设、礼仪等问题，进行了极具神学理论性指导和福传经验的分享和探讨。
Ⅱ.2002年由河北省天主教两会发起，与省五大宗教团体、自然之友、绿色知音共同协办了宗教与环保学术讨论会。来自省五大宗教界的代表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单位的著名专家和自然之友以及中央电视台的学者近百人参加了研讨。共收到25篇论文，大家表分别就“宗教与环保”、“宗教交谈”等主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五大宗教联合发表了“倡议书”，就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出“更新观念”、“端正认识”、“推广普及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从家庭和社会两方面对未成年人进行环保教育”的倡议。表达了宗教界人士率先倡导并投身于崇尚自然保护环境这一崇高事业的社会责任感。
Ⅲ.2005年与河北省五大宗教举办了宗教与伦理道德学术研讨会。来自宗教界的代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研讨。与会专家学者和宗教界代表围绕“宗教对话”、“宗教伦理”、“宗教文化”、“社会服务”、“伦理与社会”等主题展开的对话和交流，发表论文34篇。体现了教界与学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在伦理道德上给予的关注。
Ⅳ.2006年举办了基督信仰与现代媒体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湖北大学、上海师大的各地专家学者、信德报通讯员、信德之友代表近200人参加。发表论文29篇对推动中国教会自身的文字福传活动，对增进与海外教会传媒机构的交流与合作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Ⅴ.2007年与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联合举办了首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研究机构，宗教文化出版社和《中国宗教》杂志社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五大宗教的慈善机构的代表共计60多人参加研讨，与会专家学者和宗教界代表围绕“当代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经验”、“宗教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理论研究”、“宗教公益事业的立法研究”、“世界各国的宗教公益事业”等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共发表论文24篇。著名宗教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方立天说：“这个会议的模式是成功的，学界和宗教界是可以合作进行交流、进行学术探讨的。”当谈到论坛的主题时，他指出，宗教公益事业的开展，是宗教本质的属性和本质的要求，展现了五大宗教的理念、经验和成绩，很重要很有意义。
二十年来，信德作为天主手中小小的工具，通过报刊网络宣传、出版图书推广、研讨交流阐释，在为教友的信仰生活提供精神食粮；为修院和神长提供教材和教会参考资料；为牧灵福传和教会本地化提供交流做了一点工作。在这些工作和活动中，虽然没有太多的直接的参与神学本地化的工作，但从广义上来看，在书籍报刊、网络资讯、研讨交流中，通过用本民族的公共话语表达基督圣言，让社会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我们的教会和信仰，让更多的神长教友更深入的理解福音精神，为推动神学本地化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神学本地化的展望
神学本地化必然要经历本地化的过程，无论是利玛窦神父的“适应策略”，还是借用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和艺术形式的表达，都体现了这一向往并获得了一定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在开展牧灵福传的同时，中国天主教也在亲身感受数百年来中国本地化的成果，并深刻反思存在的不足，积极探索当代社会中国神学本地化的路径。虽然福传事业有所发展，但大多数人仍对基督宗教缺乏认识，不少人还存有偏见，可以说，中国教会本地化要走的路还很长。为早日实现中国神学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需要先行从以下几方面的入手：
1、要深入挖掘中国古典思想的优秀传统，与天主教教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结合。寻求普世伦理价值，建构人们的思想道德。天主教神学本地化应成为中西文明共同繁荣的一座桥梁和纽带。
2、应从神学教育入手，统一规范修院教材、出版弥撒礼仪、圣事礼仪、教理讲义等方面的标准教材，丰富神学书籍内容，开阔神学视野，为中国神学的本地化奠定基础。
3、各教区和神学院应建立本地化神学研究小组，依据当地的福传团体和学院教学计划从理论和实践上共同推进地方教会参与神学本地化的发展。
4、应承续传统，重视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加强神学、圣经、教会学、历史、文献等各种学术专著，及外文翻译上的力度，鼓励本土作者参与神学本地化的研究和创作。
5、加强本地化的尝试。只要教会存在，本地化就不会停止。而且本地化是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在过去，也许尊孔祭祖能给老一辈带来亲切感；在今日，也许西式教堂和神圣的婚礼更能吸引年轻的一代。
中国神学本地化任重道远，神学本地化是中国教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教会的启示真理如何为更多的人所接纳，这将成为广大神长教友和神学家的共同职责。最后我引用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讲道中的一句话结束全文：“服从真理乃是神学家的基本德行。这种服从真理的严厉规矩使我们成为真理的合作者，成为真理之口，因为在话语多如江河的今天，不是我们在讲话，而是真理在已经洁净过、并服从真理的我们身上讲话，于是我们才真正成为带来真理的人。”[ix]
参考资料
[i] 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出版 基督宗教-外语汉语《神学词语汇编》第1048页
[ii] 参阅：《神学词典》 116主教 118主教团 第三届常会于1974年召开，讨论在现代世界传福音。会后教宗保禄六世发表《在现代世界传福音》劝谕(Evangelii nuntiandi)。
[iii] 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出版 基督宗教-外语汉语《神学词语汇编》第1048页
[iv]卓新平主编《基督教文化160问》前言
[v] 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出版 基督宗教-外语汉语《神学词语汇编》第1021页
[vi] 《天主教实义》清光绪30年上海慈母堂刻本
[vii] 《利玛窦中国札记》上P99-104
[viii] 方豪著《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
[ix] 梵蒂冈电台讯 2006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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