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天主教传入我国时,随之而来的是夹杂着西方文化的天主教神学及经院哲学。这些思想与文化固然有它们的价值,但是很难被中国民众所接纳。在探讨教会本地化的过程中,应该从神学本地化来探索、研讨、产生为中国大众所能接受的中国天主教神学;正如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解放神学和妇女神学。
事实上在教会初期对地方教会相当重视,同时在神学方面上对文化和宗教相当积极。至少东方亚历山大里亚的教父对希腊文化十分看重;若以神学言语来说明,他们提倡所谓“圣言的种籽”理论。太初的圣言不断在人类历史中行动着,不仅在以民中,也在其它文化中撒种。因此,这些教父们认为希腊哲学含有天主圣言的种籽。所以教会在这个文化区域很自然地配合当地文化,汲取其精华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生活。可见地方教会的本地化是在神学上积极肯定教外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提倡教会本地化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已结束了四十多年了,但现在中国修生所学所用的大部分是翻译成中文的士林哲学及欧洲文化为载体的教会神学。
中国人的文化和思想,是重事实,而西方人的文化和思想是重概念。其实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与基督的文化和思想是相吻合的。我们可以看看孔子的《论语》,再看看四《福音》之间有许多相一致之处。拉丁教会的哲学及神学思想,受希腊哲学影响,在欧洲甚至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对于中华民族,必须进行扬、弃性的研究,使之成为中国天主教会自己的东西
中国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考验,它在人生智慧的追寻上,一定会有其独特的贡献,本地化要追寻的,就是这些能经历时间考验的“智慧”。
二、神学本地化建设的阻力
许多中国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使中国文化在中国教会内,长期都是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我们都说中国文化好、中国文化渊博,但有什么“市场”呢?教会在她的日常生活中,真的重视中国文化吗?有以中国文化去阐述教会道理的书吗?
神学本地化其实还有教会内部因素的障碍,那就是教会内对“正统”、“大一统”和“神职中心”的执着。这三点本来都是好东西,也是天主教的特点,但一不小心,它们都会产生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正统”很可能会与“多元”对立;“大一统”会与“本地”产生矛盾。在这“双统齐下”的局面中,要“创新”十分的困难了。“神职中心”更是和“发挥教友活力”的理想几乎水火不容。其实,没有真正教友的参与,神学便很难与生活挂勾。因此,教友学习神学势在必行。
三、神学本地化建设方法
我们可以把世界讲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怎样才能改变它呢?我们“讲”本地化,但怎才能“做”出本地化呢?希望,我们开完了这次研讨会以后,真的能去做、去付诸实践。那么,我们的神学本地化的路该怎么走呢?笔者觉得有两大前题我们先要注意。
1、我们一定要对中国,和对中国的一切有一份“温情和敬意”。
“对中国有一分温情和敬意”的意思,不是自以为是、自我中心,更不是自大自满、不思进取和目中无人。“对中国有一分温情和敬意”的意思,是肯定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以作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摆脱那种莫明其妙的文化自卑感,认真地面对自己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发扬民族文化的长处,矫正自己的不善,以能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主要也应由我们自己去发扬,这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心态。
2、所谓信仰与文化的“交流”
这“交流”主要是指一个中国人要同时爱上中国文化,亦同时爱上圣经,让两者在自己的真实生命中,自然地用互相启发的方式,去彼此丰富。我所讲的“启发”方式,不是向对方教训或训话,也不是互相的“对照”,例如“天”是否等于“上帝”,“道”是否等于“圣言”等等。这种方式很需要极专业的训练,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如果要对那位无限的“天主”多一点认识,或作多一番的思考,可以进一步“启发”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造物主。祂管理世界,化育万物,但却“无声无臭”,这就是我们的天主,或至少是我们在传统中所认识的天主之外的另一面。这也是启发。保禄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罗8:35)我便想起孔子有句话:“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的意思是,如果老天爷要“丧斯文”,即要让中国的文化毁灭,“后死者”即指还未死的人,也即是指孔子自己,这个“后死者”就不会“与于斯文”,就不会接触到这个“文”、这个文化了。反过来说,既然我(孔子)已接触到这个文化,那就证明老天爷不想这个文化平白的丧失。既然是“天之未丧斯文”,是老天爷自己不愿这文化消灭,那么“匡人”即使要难为孔子,又怎么能成功呢?那些有心迫害孔子的人,又怎可奈何孔子呢?孔子这话,不是也可以“启发”我们去明白保禄宗徒的心境吗?
其实在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里,也有“启示”。基督降生前,人又怎能认识天主和生命中的一切真善美圣?感谢天主,他给我们中华民族赏赐了像孔子、老子等这样的圣贤,他们都能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去接触到生命和在那真实生命中的救恩,然后再传给后人。所以有一位无名氏才这样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就是说,如果没有孔子(仲尼),我们便不会了解世界、了解生命,我们好像是活在万古的漫漫长夜之中。于是,孔子老子等古圣先贤就成了天主送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恩典。
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明白天主教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尝试找一首中国诗歌或故事,去和福音的精神相呼应,尝试把教友们带进一种境界,即福音和文化同时要带我们进入的那种人生的境界,那里有真、善、美、圣,和天主无限的大爱、慈悲、安排和创造。在这世界上,无论从历史整个的纵面来说,或从全世界地域的横面来讲,都有很多事物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的。教会要学习如何“降生”在历史和空间之中,并要用武侠小说中的“吸星大法”,去吸尽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中所有的真善美和一切的能量,去成就我们的今日和未来。这为我而言,就叫做本地化。
四、神学本地化建设的重要性
本地化是一个“新创造”。但这“新创造”是双向的,可以充实文化,亦可以充实普世教会。真正的本地化,其实就是对普世教会的最大贡献。我们常说中国有四、五千年的文化和文明,但这个文明古国,对普世教会似乎一点贡献和影响都没有,那是十分可惜的事。我们有本地神学家,却没有系统本地神学。其实我们只能说有本地神学工作者,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关心本地神学的人,“没有本地神学”,听起来却是令人黯然神伤的。
发展本地神学是当今中国教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能够打动中国人心的“中国教会”。我们今天刻意发展的事物,无论是礼仪或圣教艺术,一百年、三百年之后,一定可以和西方的名家如米开兰基罗、达文西等争一日之长。本来,以前在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中,不乏有很重视中国化的,一位意大利来华的画家朗世宁修士,他的画就是中、西结合的,画得很美,可惜到现在似乎是失了传,因为许多人不喜欢、不重视,所以这种中、西结的东西也成不了主流。
基督信仰要想使中国接受和认同,本地化的进程是不可回避的课题。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82年),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神父来华,开始了基督信仰本地化的进程。最初,利玛窦和罗明坚神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明朝地方官赐予的袈裟,以为这样就可以与中国的“本地教士”(僧侣)打成一片。可是后来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敏锐观察,发现儒家思想才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中流砥柱,于是又改换儒服。利玛窦神父经过刻苦勤读儒学经典,积极与士大夫结交,争取士大夫的同情,这便是他所确立的合儒、走上层路线的传教策略,又以西方科学作为传教手段,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深深地扎了根。利玛窦神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使中国人能以自己的方式,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在探索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中,也应设法从神学本地化来深入研究、发掘,使之成为中国大众能够接受的中国天主教神学。
本地化可使人们在自己的语言文化中看到和经验到真实的基督。就连圣保禄向外邦人传扬福音时,也曾试图寻找切入点,告诉他们那位不知名的神就是耶稣。神学本地化是建设地方教会的一项工作,它假定降生奥迹的原则,即基本上肯定福音与文化应当是结合的关系。在此,我们认为不必为“文化”定义,至于福音与它的结合,至少有三个名词值得先把它们提出来,即是“适应”、“本地化”与“福音化”。三者之间的差别,自神学而言,“传道人员,根据适应之道,将他的神学翻译成另一文化所用的语言或文字,可是神学本身却仍旧是西方人的神学。基于本地化的做法,是用地方文化将自己的思想模式,给予神学新的说明。真正的后果并不只是将多玛斯或拉内的神学,翻译成中文,更是中国神学家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以另一种形式诠释信仰;就像多玛斯和拉内,为西方社会所做的。至于“福音化”诚是“本地化”的后果,因为信仰不能不同时为文化开启新的出口或视野。我们可以视本地化为福音生活和它的信息,在某一特定文化中的具体呈现,而该文化的成员不仅只以该文化表达基督经验……且能使之变成灵感、方向和统一的源头,以转变、再造该文化;带来一新的创造,不仅可以充实此特定文化,同时也充实普世教会。也许梵二大公会议之后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比较符合“本地化”与“福音化”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这也是讨论本地神学时必须注意到的事。
五、有关中国教会与神学本地化的几个重要里程碑
神学本地化包括在教会本地化之内,因此必须回忆一下中国教会与神学本地化的几个重要日子,虽然最初“本地化”这个名词实在尚未出现,不过无论如何在我们回忆时不免能够立刻想到这次研习会正在处理的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六位中国藉主教在罗马伯铎大殿为教宗比约十一世祝圣;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田耕莘荣升枢机,同年四月十一日,教宗比约十二世建立中国教会圣统制,这些都是中国教会本地化的重要里程碑,而且也是后人继续不断重说的故事。
此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件该是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召开的梵二大公会议了,尤其它在教会学上的贡献。具体而论,地方教会的观念补充了梵一大公会议的罗马宗教神学。至于“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第三章详述建设地方教会之余,同时也为神学本地化有所指示。我们的回顾实际而论,多属梵二之后的事,虽然之前偶有蠕动的迹象。
梵二大公会议之后,神学本地化开始普遍受到注意;东亚方面,一九七零年春,中、日、韩、越四国,以及港、澳的主教代表第一次在香港为此集会,决定各国主教分别鼓励本地神学工作者对此研究,北京中国主教团这些年也在一直推动本地化建设的工作。
在救恩史上,天主特选以色列民准备基督的来临,同时也公布给他们得救之道;所以这是一个“民族”与天主的关系。天主因着梅瑟启示以色列民族应信的真理,应守的诫命和应行的礼仪;民族中的个人接受梅瑟的启示而得救。这是最普遍的社会性方法;因此我们相信天主在基督福音传入之前,对于教外民族的得救,也采取相仿的社会性途径。具体而论,对于中华民族,他启示孔子超自然的得救之道;而由他传播整个民族。中国人在福音传入之前,“耳朵”因着听到孔子传播的“启示真理”,心中因着天主赋予的圣宠,便能致义得救。所谓孔子传播的“启示真理”不该导致我们呆板地去搜寻信理式的条件,它更该具一种精神与实践,也便是孔子藉之而生的信仰……。
六、神学本地化的范畴
1. 本地化神学思想该是现代化的
中国各地的神学工作者势必采用本地的现代思维、现代想像、现代处境的言语来解释天主的启示。同时,本地化神学思想也应当是现代化的、时代性的,也就是符合时代的需求、符合现代中国人的需求。现代不必一定与传统冲突,其实文化具有连绵性,不少传统的言语继续出现于当代,虽然内涵方面也能有演变。这个方向下的工作空间很大,而且今日正在接受神学培育的人来自中国各地各个层面,未来的本地化神学定将多彩多姿。同时福音化的效果也该大有可观,如同过去对“仁“与“孝”所做的讨论。“孝”、“仁”都是中国文化重视的德性,经过深入,不知不觉会导向爱的两条最大诫命——爱主和爱人(玛22:34-40),于是本地化的“孝道”不只超越欧洲文化的权利与义务,同时也不限于“父母、配偶、天主”的超性动机,而是植根于内心的爱德流露。有了这样的孝,才能超过生理的限制,突破自私,扩及人类的爱。本地化的“孝道”结合两条最大诫命,那么耶稣对跟随他的人之要求(路9:26),也将不难解释了。
2. 本地化神学与启示奥迹
启示奥迹之间的连系,需由本地特质的模式来建构。西方的位格主义以及象征主义为奥迹之间的连系继续发挥功能。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模式呢?我们宗教分为:先知、神秘、与智慧三类模式,即使基督宗教传统之中,先知与神秘二类确有不同的神学代表,至于智慧模式,却又待中国神学来发展。的确孔孟与宋明理学更属智慧模式,而当代中国人素以东方智慧引人注意。其实圣经中的智慧传统,尤其在旧约中非常显明,而新约基督论也有智慧一面,仅是尚未发扬。也许未来中国神学可以自此陆续发挥。
在救恩计划的光照下,诠释中华民族的故事,这大概是梵一大公会义所指的第三种理性与信仰的汇通之道。现代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不论在何处都是可歌可泣的,只是天主教神学工作者尚未写出来自信仰的反省与诠释。如果我们相信天主是历史的主宰,这里所指的神学资料,应当可以开垦和挖掘的。比如:现代的中国人是否能够自以色列民族的故事中产生灵感呢?
今天梵二大公会议后的神学,一般而论,对所有的文化与宗教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一著名文件中,承认其它宗教也在天主的照顾下,也有寻求人类“得救”的真理。其次,《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对所谓文化有更广的看法,包括政治、社会、经济……,人类在天主的领导下,能在各种领域中谋求人性的完成。这种新思想有利于地方教会的意识化,也引起建设本地化神学思想的需要。
再进一步,所谓建设神学本地化,实在是建基于基督宗教面对其它文化与宗教的超越和内在两面。一、神学本身不是文化;它是藉着人、社会和文化来自于天主的启示。二、它也是超越文化的;正因为它是超越文化的,它便能内在于任何文化,只要那些文化与宗教的因素、与天主启示的真理不相违背。超越与内在是本地化神学的两面,这也是构建本地化神学的关键。
初期教会,在圣神的启示引导下,基于当地的文化背景,根据当代的文化思想去反省整个教会的信仰与生活,奠定了教会神学的基础。如今,我们也当在同一圣神的启示和引导之下,发展中国本地化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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