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茂
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们经历了生命中的悲惨与痛苦，人类对生存问题有了觉醒。在工业化、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的推动下产生了生命哲学、现象哲学、动态哲学等。教会也受到哲学、神学、伦理等诸多挑战。在天主圣神的启示下，神学家们在反审教会中，回顾了初期教会因耶路撒冷会议，改革梅瑟给犹太人的法律，把教会的门向“外帮人”打开，大胆的和犹太教分离，把基督福音传到了西欧。而特利腾公会议，教会果断同西方帝国疏离，全力从事超性的人灵拯救，开创了神学极盛、圣人倍出的时代。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会议）同样在教会处于诸多挑战的时期召开。正如耶稣基督对教会许诺所说：“地狱之门必不能战胜它”。“梵二”会议面对新的时代和挑战，在神学思考上果断脱离亚里斯多德的思想结构，从人类全方位去思考和阐述天主的启示，从而显示出启示更加丰富的内涵。自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革新教会因循守旧的神学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梵二”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思想和时代基础。
一、“梵二”会议的历史文献
在教宗约翰二十三世的极力推动下，1962年10月11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伯多禄大堂正式隆重开幕。直到1965年12月8日教宗保禄六世在圣彼得广场宣布会议结束。历时三年另四个月的“梵二”会议颁布了四个宪章《礼仪宪章》、《教会宪章》、《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九个法令《大众传播工具法令》、《大公主义法令》、《东方公教会法令》、《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司铎之培养法令》、《修生生活革新法令》、《教友传教法令》、《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三个宣言《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天主教教育宣言》、《信仰自由宣言》。十六部文献围绕教会教义，法则与牧灵如何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变化问题，对普世教会提出了具体的指导。
“梵二”会议以教宗约翰二十三世提出的“跟上时代”的精神；主张教会与世界相呼应、与社会相接触、以保持传播和深化教会信仰、改革礼仪和教会结构、改善教会和其他教派的宗教关系，推进基督徒的合一，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发扬教会活力以及教会对当今世界的贡献，提出了重大改革和神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从此开创了当代天主教的全面革新和巨大变化。同前几次重要大公会议一样“毅然放弃那失效无用的一切，而采取那些值得保存的具有振兴教会的启示”， 把教会推向一个新的天地。
二、“梵二”会议的神学革新
在“梵二”会议开幕式上，教宗约翰二十三世指出：“应以适合现代需要的方式来忠实的描述信仰遗产与其传统本真之相符合，以仁慈代替处罚，而获得与时代相吻合的新权威形势”。“梵二”的神学革新首先在其神学从“神本论”到“人本论”的人类学转变。即以人为基点，探究神与世界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对人的看法和评价。《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指出：“人是整个社经生活的创造者、中心和宗旨，故人格的尊严、人的天职及整个社会福利、在社经生活上亦应予以尊重并推崇。”
“梵二”会议提出了普世救恩的思想，改革了教会自1442年佛罗伦萨会议“教会之外无救赎”的信条，会议认为这一信条的自我封闭和排它性，必将造成自我孤立和与世隔绝。由此“梵二”文献244页指出：“救世者愿人人都得救”基督降临乃为拯救整个人类，“这不独为基督信徒有效，凡圣宠以无形方式工作于其心内的所有善意人士，为他们亦有效、基督为所有的人受死，圣神替所有人提供参加逾越节奥迹的可能性”。
“梵二”会议确定了基督中心论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基督被尊为人类的中心、历史发展和存在世界的中心、启示和救赎的中心、以及教会信仰和崇拜的中心，由此突破了传统神学关于救赎乃对信者所言之界限，展示了对全人类每个人开放和结合之态”。 “教会为执行自己的使命，固然也需要人为的工具，但他不是为寻求世间的光荣而设立，而是为了以身作则，宣扬谦虚与刻苦、在贫穷苦难者身上体现其创世者的贫穷受苦的真相。”
以基督中心论的圆圈结构改变了教会在中古时期仿照世俗君主制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模式。使教会工具重新回归服务性和在主内互敬互爱的基督谦卑精神，向着“共同管理”和“民主化”方向迈进。“承认主教们作为宗徒继承人，可与教会一道享有管理全球教会的权力。对“梵一”会议“教皇永无谬误、教皇权力至上的观念进行了修改”。 “梵二”后的共融教会学赋予了教会新的含义，不再由圣统制决定一切，因教会的神圣性不在于职位和神权，而在于天主赋予的神恩。
“梵二”会议对平信徒在教会内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重新阐释。“教会各种神职与地位的差异，都要归到这一天主子民的共同性上来，凡是关于“天主子民”所说的都是同样指平信徒、修会会士和神职人员说的，因而信友的一般司祭职完全说成教会内的一般圣召，由于信友们是教会的成员，于是便接受和分担在教会内成圣的普遍使命。
“梵二”会议对天国与此世的关系作了新的论证和诠释。对传统神学中认为尘世是产生罪恶的根源、把现实当成旅途，终点是死后那个完美的另一个世界，对今生报以完全否定和消极之态，放弃对人类进步、社会建设、生活向往作任何努力和追求的观念。一改“天国业以存在于此世，而隐藏于奥迹内。而天国乃是通过对世界的改造、建设和完善迎来正义长允的新天新地。”天国乃“永恒而普遍的神国、真理及生命的神国、圣德及圣宠的神国、正义圣爱及和平的神国。”天国不是人们坐等以求的彼岸奇迹，而要靠人的努力创造建设，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在每个善心而发、祥和互敬互爱的教会团体与和谐社会之中。
三、“梵二”会议的礼仪革新
梵二会议《礼仪宪章》要求“在保持教会基本信仰精神和传统条件下，对其礼拜仪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首先展示了对《圣经》的开放姿态，打破了以前《圣经》和礼仪书籍只能神职人员才可阅读的局面。“梵二”会议号召：“为促成礼仪改革进展和适应，必须唤起那对《圣经》甜蜜而生动的情趣”， 并提倡平信徒主动去阅读《圣经》，推动神学家加强对《圣经》的系统研究和做出现代的诠释。一改过去仅用拉丁文作礼仪语言的惯例，“在弥撒内或行圣事时，或在礼仪的其他部分使用本地语言，时常为民众很有益处，可准予广泛的使用”， “梵二”会议“在礼仪上制定了基于礼仪本质其教育和牧灵性质的原则，以适应各民族特性及传统本真，简化礼拜仪式，提倡礼仪简明扼要，推广丰富适应大众的圣经诵读。充实讲道内容、并提倡在没有司铎的地方允许委派普通信友代行主持圣事等。”
礼仪改革突出了礼仪作为的多样性、民族性和地方性，文献声明，要更加注重“培养发展各民族的精神优长与天赋，而这些改革是对教会传教史上一些传教士适应本土文化传教策略的肯定。”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为适应中国文化和国情引起的“礼仪之争”，也得到罗马教廷的重新反思和评价。“梵二”文献在《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要求：“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以言以行昭示他们因圣洗而改造的新人，以及他们因坚振圣事被圣神所激起的德能，好让别人看见他们的善行光荣在天大父，并使别人领略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人类共融的大团结”。礼仪方面的综合改革包括弥撒和圣事礼典的修订，日课诵念的修订、礼仪年度的修订、以及圣艺法则的修订等，促进了信众对教会礼仪内涵奥迹的触入和外在形象的改观。
四、教会组织机构革新
“梵二”会议后教会组织机构改革朝着“共同管理”和“民主化”方向迈进。1965年成立了全球主教会议作为罗马教廷的常设咨询机构。体现以教宗为首的集体领导。《教会宪章》指出：“主教团为耶稣使徒组成的宗徒团之继续，在全世界主教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罗马主教之间，经常在统一、爱德及和平的联合下息息相通，他们召集会议，听取各地主教意见，对重要问题作共同的决定，这些都说明主教圣轶的集体性质”。 “这个团体因为是多人合成，表示天主子民的差异性及普遍性，又因为是集体在同一首领下，也表示基督羊群的统一性”。
“梵二”会议善后委员会下设：主教和教区行政委员会，修士委员会，传教委员会，信徒传教委员会，基督教教育委员会等，以及三个秘书处在大会后成为罗马教廷的专门机构，其中：“促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负责与基督教各教派及犹太教的对话、联系与合一事务。非基督徒秘书处负责与其他宗教信仰者之间的联络与对话。而无信仰者秘书处负责研究无神论理论并与之发展对话、理解及合作关系。”同时教廷对各部也进行了改革和调整，更有利于教会工具与时代的相适应。
五、教会与不同信仰观念的更新
梵二”会议后，教廷不再强调和坚持政教合一的传统立场，而正视并承认许多国家的政教分离的客观现实和必然趋势，正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存在。曾一度采取探讨、研究和对话表现出一些求同存异较为灵活的态度。并承认“有信仰的人对无神论的产生可能负有不小责任，信友因忽视信仰教育，固对教义所做虚伪的诠释，或因自身在宗教道德及社会生活上的缺陷，不仅未将天主及宗教真面目予以揭示，反而加以掩蔽”。“梵二”会议后，以“跟上时代”为主题，在教会面对多元多变的现代世界中，采取善于变化和调整的策略，不断向世界开放对话，以适应世界促进教会的发展。还从传统的教义学、释经学和基本神学的框架走向教会伦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为教会现代理论体系提供了思路和方向。标志着教会走向普世化、时代化和社会化的要求。
六、中国天主教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为“梵二”会议做了探索性实践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残酷真面目。世界各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自由的呼声席卷全球。西方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纷纷瓦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实现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建立了属于人民的新生政权。中国人民期盼了数百年的国家独立、民族振兴成为了现实。“人民的呼声就是天主的圣意”，独立自主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最基本条件。作为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国天主教也必然选择与国家主权独立相一致的自办教会道路，同时这也是天主教在中国大地的立身之本，发展之基的唯一道路。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天主教在自办教会道路上、在信仰和牧灵福传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会组织和制度建设体系，充分发挥教会爱国组织、教务组织和教区三个方面的作用，协调配合、凝聚力量、共同办好和发展教会，对“梵二”会议教会“共同管理”、“民主化”的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证明中国天主教的代表会议制度和民主办教模式，既体现了教会“天主子民”的“梵二”精神，又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教会的实际，更是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天主教“自治”要求的发展方向。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教会都在寻求“自治”，而中国教会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得不强调在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教会事务上的独立，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是中国天主教民族性的必然。而在教义教规上，中国教会始终同普世教会保持一致，同为“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中国天主教在圣神的默照下，在教会建设和牧灵福传实践中，提前10余年对教会进行了改革，为“梵二”会议“跟上时代”的精神作了实践的演示和铺垫。
七、坚定的维护“梵二”会议精神，巩固中国天主教自办教会的本地化建设
“梵二”会议，是圣神在时代中对教会的启示，是把基督福音从西欧推向全球，推向整个人类的昭示。但“梵二”会议后一些陈旧保守势力千方百计对“梵二”的革新予以反对和阻挠。诸如：法国大主教、圣神会总会长勒费弗尔因“梵二”会议“共同管理”“普世主义”弥撒礼仪改革、与其他宗教对话等而辞去圣神会总会长一职。另立神父兄弟会，另立修道院以抵制“梵二”会议的改革，谴责“梵二”会议神学思想革新与教廷对抗，掀起教会内保守主义的怀旧思潮，形成一股对抗“梵二”会议改革的阻力和逆流。在法国、瑞士、德国等地造成广泛影响，追随者达数十万人，至今仍影响着一批保守势力阻碍“梵二”会议的改革路线。“时代之言即神圣之言”。以勒费弗尔为代表的教会内保守势力的逆流，阻挡不了教会在发展中的时代潮流。“教会和神学家们始终坚持神学注重客观世界，着眼于教会作为信仰社团或神圣联盟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生活的作用及影响。”
1975年，当代教宗本笃十一世在“梵二”会议10周年时指出：“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而是我们也不愿这样做，但我们为获得全新的意义而必须准备持守那时代变迁中载有真理的东西，敢于坚定不移的对之寻觅，以乐观之心执著此真道而丝毫不减，这在我看来乃是当今和未来之任务”。今天普世教会革新与保守的思想斗争仍在继续，包括在罗马教廷内部仍然存在保守势力对“梵二”会议改革精神在实践中的种种阻力。特别是表现在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民主办教、中国天主教组织和制度建设上的非议和阻挠。过于强调教权管理，而忽视“教会工具的服务性”性质，过于强调教会集权，而忽视地方教会自治的权利等。
结论
“梵二”会议后半个世纪以来，教会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向全球、全人类开放，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充分展示了基督的圣善、圣爱形象。迎来了教会发展和牧灵事业的空前繁荣。作为普世教会的肢体，中国天主教在全面重温“梵二”文献的同时，我们要深刻领会教宗约翰二十三世“跟上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为巩固教会的普世性、时代性和社会性，在当代世界展现教会蓬勃生机的新局面。我们必须“放弃那些失效无用的一切，而采取那些值得保存的具有振兴教会的启示”。并彻底脱离教会在中古时期模仿世俗君主制的教会贵族体制的观念。回归教会是为拯救贫穷苦难者的基督形象，“以仁慈代替惩罚，而获得与时代相吻合的新权威形势”。中国天主教在建设教会本土化的实践中，已为“梵二”会议提前做了铺垫，所以中国天主教更要坚定自己所走的革新教会的道路，认真处理好教会救赎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教法与国法的关系，教义信仰与教会管理的关系。排除一切非信仰原则的干扰和阻力，在建设中国天主教本土化建设中，以“人灵的得救、天主圣名受显扬为教会最高目标”。在坚定的贯彻“梵二”文献精神中，努力开创中国天主教牧灵福传和教会事业的崭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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