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智
为了更好地推动福传牧灵工作，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多年来，一直十分重视教会本地化神学思想建设，连续多年举办神学研讨会。今天，时逢纪念“梵二会议”五十周年之际，在这里我们共同纪念梵二会议五十周年，共同研讨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神学建设，办好中国天主教会。
一、梵二会议精神实质及其影响
1962年10月,罗马天主教会召开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会议历时三年多,至1965年12月闭幕。梵二会议既是天主教历史上第二十一次大公会议,也是罗马天主教在现代召开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从整个天主教历史乃至基督教历史来看，梵二会议是一次规模最大、与会人员最多、涉及内容最广、发布文件最多、革新力度最大的会议。从五十年世界天主教发展实践来看，这次会议，开启了天主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会议所作出的许多重要的决定掀起了天主教在当代世界的革新运动，其成果得到空前的认可,其影响深入到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使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整个国际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较历史上天主教历届大公会议，为什么说梵二会议是一次意义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会议？这里，我们不可能对这次会议的具体精神进行详尽的阐述和分析，但是深入研究和分析这次会议的精神实质，对理清和领会梵二会议主要精神，是会大有帮助的。我个人认为，梵二会议精神实质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圣神引导的启示精神。
在召开本届大公会议之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一位朋友问他，为什么想起召开这届大公会议？他一言不发，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才说，让新鲜空气吹进来。另一场合他说，自己忽然感到一股力量推到他，意下是圣神推动了他。由此看来，梵二会议是在圣神的推动下，全球主教共同参与下，帮助教会面对世界，宣认我们信仰的会议。梵二会议“因天主圣神而集合，切愿向万民宣布福音，使教会面目上反映基督之光，照耀到每一个人…现代的环境，使人类社会、技术与文化的联系之下，更形接近，因此更加重了教会的这种责任，为使人类在基督内也得到完整的统一”（教会宪章.绪言1）1959年1月25日，若望二十三世当选教宗后三个月，他宣称有意召开大公会议，他希望这届大公会议，就像一次新的圣神降临节。同年5月他又加以说明，这届大公会议的目的是：使教会重生；把教会的训导、规范和组织，提出研讨，以适应今天的环境；打开一条路，让东西双方的分离弟兄能够走向合一。在推动基督徒信仰的发展，信友生活的伦理革新，使教会的规则适应时代的需要和方法。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若望二十三世明确提出了召开梵二会议的目的和愿望，为使教会的规则适应时代的需要。
二是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
梵二会议以“教会的自我革新”和“基督徒的合一”为主题,提出“适应时代形势”的口号,掀起了罗马天主教在当代的革新运动,被称为“天主教现代史上的转折点和里程碑”。梵二会议的革新涉及到天主教神学的革新、礼仪的革新、教会自身组织机构的革新以及教会对其他宗教态度的革新等诸多方面。会议期间发表的重要文件和讲话，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世事变迁,对于许多问题都作出了全新的阐释。明确了罗马教会对当今社会包括当今教会许多问题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政策，其革新范围之广、力度之大、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使得天主教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三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
梵二会议以革新精神为宗旨，一改近两千年来的教会封闭理念，破天荒地宣布教会向全世界开放。强调，与不同信仰的人对话，恢复福音的“开放与包容”精神。在信仰上，与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彼此尊重。应以明智与爱德，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谈合作。同时承认，维护并倡导那些宗教徒所拥有的精神与道德，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梵二会议的发起者教宗若望二十三于1963年发表的《世上和平》通谕，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不仅面向天主教会，而且也面对全世界和全人类的教宗通谕。这个通谕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天主教会在当今世界中的社会政治总纲领和教会革新政策的总方针，表示教会向全世界开放，使得这个通谕成为指导梵二会议的纲领性文件。
遵循这个开放精神，教会在组织上向外部世界开展交往；在神学上吸收当代各种哲学思潮和科学技术成果；在教规上打破一些阻碍福音圣传的禁锢；在管理上实行教会“共同管理”，要给地方教会一定的自主权，实行教会各阶层的平等。
遵循这个开放精神，若望·保禄二世1979年10月16日发布的宗座劝谕《教理传授》，"本地化"一词在天主教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现。该劝谕要人们按照耶稣基督普救世人的精神，将福音喜讯根植于各民族文化中。1990年教宗发表的《救主使命》通谕。该通谕的第52条详细地谈及"本地化"的问题。
遵循这个开放精神，梵二会议还宣布天主教会愿意与包括其他宗教在内的一切有良好愿望的人对话。梵二会议还邀请东正教、圣公会等宗教派遣观察员出席会议。宣布罗马天主教会的对话对象也包括无神论唯物主义者，第一次提出可以在罗马天主教会历来反对的共产主义的实践上寻找积极因素。
遵循这个开放精神，梵二会议宣布还要奉行“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原则，十分突出的强调教会要”“关心世俗事务”，要“积极参加尘世建设”等等。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其他宗教有如教宗若望二十三如此强调要同世界对话，不分信仰。
梵二会议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天主教重要会议，它的作用至今仍在延续。现在教会的种种文件、书籍以及教宗和圣座各部会的言论，几乎每次都提到它。也就是说，梵二会议至今还在继续以明显方式引导着当今的教会生活，并间接地影响着世界，而这种作用仍将继续。
二、中国天主教本地化探索
根据梵二精神，如果基督福音能够充分文化化，天主教能够真正“本地化”，那么，基督徒一定更能够欣赏领悟福音的真、善、美，并能够更容易高举自身，奉事并静观造物真主。
1、中国文化蕴藏福音种子
在福音及人类文化间存在着许多联系。天主曾依照各时代所有文化，发表了谈话。同样，教会也曾利用不同文化，向万民宣讲福音。教会深入并生活于各式文化中，结果是教会本身及各民族的文化内容益加丰富。（现代58）中国基督徒有责任、有义务去使中国教会本地化，使福音的光辉能穿越和适应中国文化而放异彩，使整个天主教的文化更加丰富，也使中国文化，因为福音而更加充实起来。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强调：“基督的福音不断地革新那些堕落人类所有的生活及文化…净化并提高各民族的风尚，使各民族文化的优点及资质，亦更加丰富，并在基督内复兴。”
中国文化传统与基督福音精神相融合，有肥沃的土壤。在中国远古时代已有“至上神”的观念，虽然称为有很多，如乾、帝、上帝、天等，更有敬天、畏天的情愫，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都是指对一个有位格的神灵的信仰。关于鬼神，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究竟有没有鬼神？世界上所有宗教，一致承认有鬼神，但是，各个宗教承认有鬼神的理论却都不同。唯心哲学也承认有鬼神。唯物哲学是不承认有鬼神，科学家们则不反对有鬼神，只是保持怀疑的态度，正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爱因斯坦最后信了上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现在科学界对这门科学的研究很热衷，有“灵魂学”、“神秘学”正在积极研究，并且运用科学仪器，如红外线照相机等，来证明灵魂的存在。他们已经有不少发现和记录。譬如人体会发出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人坐过的地方，当这人离开后七八个小时，用特种照相机还可以照到这人的影子；对于植物，也认为有知觉有感情。这些研究，都很普通而且很积极。假如有一天科学界的灵魂学，能够以科学方法证明灵魂的存在，灵魂不是一种物质，是一种超物质、超电子的东西。到那时候，人类的文化要起非常重大的作用。现在欣欣向荣的科学，正在探寻生命的奥秘。
实际上鬼神的观念，就是中国过去的宗教思想。所不同的是，把祖先的亡灵，与鬼神混在一起。所以鬼神的问题，是研究中国宗教的一个大问题。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而是认为先把人作好，再研究鬼神的问题。这等于他消极地承认有鬼神。
2、中国礼仪之邦重德尚谊
中国人的伦理观十分丰富。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孝等伦理道德观，和基督福音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玛窦福音，山中圣训真福八端与儒家的思想接近。保禄宗徒处世的原则与中国人的伦理观有相似之处。中国文化重人伦、重现世和希望大同的倾向，更容易使我们明白福音中“天国”已经开始这个观念。天国不是单单在来世的，他应自今世开始，而于来世完成。中国文化拥有大量美的、善的因素，而且有强烈的回归大自然、与大自然共融的倾向。这些对于提升我们的心灵，趋向和接近那位真善美的造物主，有极大的帮助。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丰富文化遗产，实在是我们认识天主的重要途径。我们应善于研究和接纳中国文化的精粹，这对于我们开展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本地化，一定会有很大帮助。
其实“本地化”的传教策略从教会初创时期宗徒时代已经开始。耶稣基督和保禄综徒首先开始了“本地化”的传教神学。保禄宗徒注重向外邦人传福音，无论他走到哪里，就将福音的种子撒到那里。他特别强调不同的民族要彼此接纳；苦口婆心地讲道，宣讲连今天的我们都难以做到的“多元化”。他为了传布基督福音，成为第一个懂得“适应”者，他灵活的方法、变通的策略，是向外邦人福传的第一人。他的神学思想体现在“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一些人”。他不在一些礼仪上去约束人，为外邦人豁免了当时犹太人严格遵守的割损礼，使得更多的外邦人领洗入教。
本地化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积极推进本地化的传教方法，在神学、教会礼仪以及宗教艺术方面，寻求本地表达，恰恰反映了基督宗教的真实本质。天主教历经多种文化形式，从而改变了自身的内在生命力。最初是犹太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后来是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我们拥有的是东方文化，这文化属于我们自己，并不曾与福音作对。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来很多与基督宗教文化相一致的思想习俗。
显然，我们所说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即是一个“适应化”而非“本地化”的原则。在一些学者看来，“适应化”和“本地化”不可一概而论，而是有本质差异。“本地化”是将福音的信息落实到一个既定的文化当中，使基督信仰的经验，不但借着这一种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来，还成为一股力量，去鼓动、引导和革新这种文化。一方面，它在这种文化之中产生一种新的合一共融；另一方面，它也丰富了普世教会。
实际上，“适应化”和“本地化”虽有差异，但也不可截然分开。在某种意义上，“适应化”和“本地化”更像是福音在某一种文化中，从扎根到结果的不同阶段的概括，正如“蛹”到“蝶”的脱变。很难想像一个可以跳过“适应化”而能直接到达福音在本地文化中开花结果，反哺和推动本地文化以及普世教会文化的“本地化”形态。“适应化”与“本地化”的进程并不能完全同步。比如，对宗教观念和宗教体验来说，“适应化”的成分和色彩显得更浓重些，而对宗教行为和宗教体制来说，则“本地化”的进程要明显快得多。
3、神学本地化有助于中国教会福传
我们这个时代一项严重错误是，信仰与社会活动的二分对立。一是不愿意承担公民生活中的责任；另一项是埋首尘世间的各种活动，信仰与生活脱节。今天，我们纪念梵二会议五十周年，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重温梵二会议文献精神，本着福音精神，忠实地完成现世的任务，因为基督徒不单是天国子民，也是世上的国民。信徒不得将职业与社会活动和宗教生活对立起来，信徒忽略现世任务便是忽略其爱人甚至爱主的任务，且将自己的永生引入危险。
自教会创建之初，教会尝试以各民族的观念及语言宣讲福音，并设法以各民族的哲学智慧诠释福音，目的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就合众人的理解力，并适应哲学家的需要，鼓励各国才能，以本地化方式表达基督福音。教会一面帮助世界，一面从世界接受帮助。神学本身不是文化，它是籍着人、社会和文化来自于天主的启示。他也是超越文化的，正因为它是超越文化的，他便能内在于任何文化，只要那些文化与宗教的因素、与天主启示的真理不相违背。超越与内在是本地化神学的两个方面，也是构建本地化神学的关键。
三、梵二精神是爱国爱教的思想基础
中国神学思想本地化的主题当然包括爱国主义、独立自主、民主办教和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等。中国教会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现实课题，结合对我国社会制度和思想建设、文化传统从神学上加以分析，从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奠定基础。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面，有人指责中国教会“独立”是脱离罗马天主教会。这是对中国天主教会“独立自办”的曲解。从神学上说，中国天主教独立自办原则，是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而言，并不是在教仪教规上另搞一套，这实际上就保证了中国天主教在信仰上的普世性和大公性。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五十多年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已经融入中国教会的实际工作中，成为中国天主教安身立命之本。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中国天主教如果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制度，不融入中国文化，不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就没有中国天主教今天欣欣向荣的景象，本地化就不会实现，福传工作就不可能有大的成效。信仰无国界，但教徒有祖国。中国的天主教徒并不在真空中生活，所以，中国神学思想本地化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总的看，中国已经形成具有现代特色的神学思想，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和国情之上，符合天主圣意。中国教会经验表明，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着世界中的教会，为了生存，神学本地化是教会的必然选择。本地化神学的特征，要求神学应体现具体文化处境和时代精神，其内涵应包括采用今日中国人的思想，发扬光大天主的启示。同时，以启示的内涵创造新的中国神学。
在爱国主义方面。对于中国天主教友来说，爱国是公民应尽的职责，爱教是教友应尽的本份，两者是一致的。这一精神符合圣保禄宗徒的教导。圣保禄宗徒在致罗马人书信中清楚地写到：“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罗13: 1-2）。伯多禄前书第二章13节也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或是服从帝王为最高的元首，或是服从帝王派遣来惩罚作恶者，奖赏行善者的总督；因为这原是天主的旨意。”（伯前2：13）。圣保禄宗徒承认合法权力来自天主，身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不尽公民的义务。在梵二会议的有关文献中，也特别强调信友作为“公民应慷慨而忠实地爱护祖国”。同时“信友应当感到自身对国家所负特殊而固有的使命”，“每位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应负起自己份内的责任”，而且“公民应当意识到自己的任务而与政府合作”。（参阅《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四章74节）。耶稣选择人性进入人类历史向我们明白的昭示：它不仅是真天主，他也是一个人性圆满的历史人物。是犹太民族中最优秀的达味后裔。他生活在犹太文化的氛围中，自觉接纳了这个民族。他在婴孩时期，随从父母和鞠养父若瑟去登记户口，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对社会极负责任感的天主子，是一位民族感情至为深厚的天主子。
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面。有人指责中国教会的“独立”，就是脱离罗马天主教会。我们说这是对中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含义的曲解。独立自主自办是我国宪法对所有宗教的规定，是在中国的所有宗教都必须遵循的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这是基于我国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有的宗教被帝国主义控制和利用的历史事实，是我国信教群众作出的自主选择。
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具体体现，如果中国宗教团体受外国势力支配，国家的独立自主就是不完整的。
从神学上来说，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指在政治、经济和教会事务方面而言，并不是在教义教规上另搞一套。这实际上就保证了中国天主教在信仰上的大公性和普世性。在1957年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代表们一致认为：“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带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
由此可见，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没有脱离圣而公教会。中国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得到党和政府的坚决支持，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并得到世界许多国家宗教组织和人士的理解。五十多年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已经溶入中国天主教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天主教安身立命之本。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就没有中国天主教今天欣欣向荣的景象；不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就没有中国天主教未来的光明前景。
在民主办教方面。民主办教，主要指教会管理而言，由神长教友，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我国情、教情，通过民主协商决定教会内部重大事情。即集体领导、民主管理、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良好机制，充分发挥神长教友积极性，要把握世界神学发展的现状和潮流。奠定适合中国国情教情的神学思想体系。
民主办教是指由中国天主教爱国组织及广大爱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按照中国的国情和教情，通过民主协商决定教会内部的重大事情，办好中国教会。民主办教不是要用爱国会来代替教务组织，不是要限制主教、神父行圣事的权力，而是通过各个方面的广泛参与，汇集大家的智慧把天主教的事业办好。我国天主教自50年代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后，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有中国特色、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管理体制。如成立了各级爱国会，建立了全国代表会议制度、爱国会和教务组织的联席会议制度、教堂的民主管理制度。神父和教友代表共同选举教区主教等等，我们今天都把这些总结为民主办教的重要内容。因此，民主办教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
民主办教的方向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天主教的实际，也符合当今世界天主教发展的潮流，而且与梵二会议以来天主教会的改革精神相一致。梵二会议提出对天主教进行改革，使天主教适应社会现代化。《教会宪章》在教会学理论上作了一大突破，明确提出“天主子民”观点，确认教会不是一个等级社会，也不是一种世俗的统治，而是一种服务性的团体，为“天主子民”工作的组织。梵二会议还宣布要对教会实行“共同管理”，实行教会内各阶层的平等。给地方教会一定的自主权，实现教会本地化。按照梵二会议精神，地方教会应该适应本地情况，发挥地方教会的自主性。
教会内部，主教、神父和教友都是“天主的儿女”，应该相亲相爱。教友与神职人员是羊群和牧人的关系，应该友爱互助。教会事务不单纯是神职人员的事，而是与每一位教友都有关系，大家对于教会事务应该共同决策，共同负责、实行集体领导。实践证明民主办教符合中国国情和教情、也完全符合广大神职人员和信徒群众的意愿，是对他们民主权利的尊重。当然，民主办教不是要用爱国会来代替教务组织，不是要限制主教、神父行圣事的权力，而是通过各个方面的广泛参与，汇集大家的智慧把天主教的事业办好。民主办教越是深入人心，中国天主教的福传事业就越能健康发展；民主办教越是向前推进，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事业的根基就越加牢固。
在纪念梵二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圣神引导启示精神；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对中国教会的牧灵福传事业将会起到积极作用。梵二精神是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思想宝库，必将继续推动中国天主教各项圣善事业不断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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