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美
梵二会议的召开，颁布了四大宪章、九个法令、三项宣言，总共十六个文件，为教会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五十年来，它对普世教会的福传工作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它具有启发性、先知性、指导性的意义。如教会活动的增加，教会对现代人类发展及社会问题的关怀、教友传教工作的普遍展开、礼仪、牧灵工作的改革以及重视地方教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都说明教会在适应现代人类及当地文化的需要，使福音能广扬。借此纪念梵二大公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之际，我以“浅谈梵二会议精神与教会本地化”为题，从中国教会本地化的历史回顾、中国教会本地化的必要性、中国教会本地化的内容、中国教会本地化的建议等四个方面，对中国教会如何进一步本地化作些肤浅的探讨。
一、中国教会本地化的历史回顾
天主教传入中国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经受了多次教难，并在唐朝和元朝时遭受了灭顶之灾。1582年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神父将福音再次带进中国，他改变传教方式，尊重中国文化。如初到中国时穿僧服后改为儒袍，即变“西僧”为“西儒”，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并使天主教教义儒家文化，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利玛窦神父等人在华期间，懂得了若要使天主教盛行于中国大地，首先要使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的孔孟之道和敬祖思想相结合。利玛窦神父在《天主实义》中，把天主信仰的至高——天主，独创地解释成就是儒家经典中的“天”或“上帝”，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天主教的称谓就是由此而来。即把“罗马公教”改为“天主教”，正是利玛窦神父采用“适应政策”，中国天主教的福传事业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至1700年，信仰天主教的教徒已达30万人。后因多明我会的神父与耶稣会神父对中国教友“尊孔拜祖”的做法产生分歧，罗马教廷下令不准中国教徒举行传统的礼仪（尊孔拜祖），逐发生了“礼仪之争”，导致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对抗，中国天主教被清朝康熙皇帝之后历任皇帝“禁教”长达两百多年，这是罗马教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文化，导致中国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福传工作被迫停顿了两百多年，教徒人数由30万减至20万人。时至今日，国人一听说是信仰天主教的，就说是“吃教，不烧香、不拜袓先的”，可以说教训深刻。
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关闭着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西方各国的天主教神父纷至沓来，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各受其本国政府的保护，并依仗他们本国政府迫使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如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获取“保教权”，到处建立教堂、修道院、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等。由此，天主教发展很快，至1920年，教徒人数已达200多万人。中国神父有963人，但仅有一个主教是中国人。1924年，“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主教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教有49位，但外国人主教有47人，中国人主教只有2人（监牧）。1928年国民革命政府完成“北伐”，重新统一中国，开始进入一段较为稳定平缓的复原期，并随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宗教管理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国家整合工程。作为教廷驻华最高教务长官，刚恒毅主教感觉到，国民革命的胜利和南京政府为巩固政权，而开展的国家整合工程，给天主教传教事业带来划时代的冲击。因此刚恒毅主教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成立更多的本地传教区，以免随着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的日益强盛，而不断压缩外籍传教区的生存空间，甚至最终会将外国传教士扫地出门。刚恒毅主教在遵循“本地化”的传教原则下，开始主动研究“三民主义”，他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目的——“大同世界”与教会精神有契合之处。因此也开始在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讲授“三民主义”。刚恒毅主教推动的“本地化”运动，旨在积极培养本地神职人员，鼓励本地信徒的身份认同和传教热情，祝圣本地主教谋求以本地神职人员，代替外国传教士在福传事业中的中间位置，从而为最终成立本地圣统制创造条件。只有本地圣统制的完全建立，才能表明在华天主教会完成了向中国天主教的嬗变，即一个不脱离普世天主教会的地方教会。否则在华天主教会一天不成立本地圣统制，就一天难逃“外国教会”的命运和歧视，也一天难逃中国政府针对“外国教会”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即便天主教会一再申述普世大公性，也无济于事。1946，教廷宣布成立中国天主教“圣统制”，将中国天主教划分为20个教省（总主教区）、140多个教区，但在20个总教区中有17个是外国人作主教，在140多个教区的主教中，有110多个是外国人作主教。在此背景下，中国天主教先辈英敛之和马相伯曾主张中国天主教应由中国神职人员、教徒自办的强烈愿望，这是出自于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表现。但那时国家处于多难之秋，中国天主教徒还是无力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的。
二、中国教会本地化的必要性
从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经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天主教教徒已发展至300多万人，数千名中国籍神父和修女，但教会的传教权却一直在外国主教的手里，这些外国主教把中国教徒看成是他们的“教民”，中国教徒完全服从他们。中国天主教虽然成立了“圣统制”，但中国天主教“本地化”任务尚未完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教会与刚成立的新政府之间互不了解，互不信任，再加上国际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反对共产主义），无可否认，解放初期的教会对中国的新政权的发展形势评估失误：一方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无神论国家，肯定会排斥有神论的天主教；另一方面认为：新中国在国际受孤立，没有看到新生政权的发展前途。再者，各国天主教为保护在华的所得利益，而号召中国天主教徒与新中国政府对立，与新中国政府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这时的天主教会何去何从？第一种选择是：听从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命令，与中国政府对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第二种选择是：拥护新政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站在一边。
为了使教会能适应新形势，继续完成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任务，改变国人心目中的“洋教形象”，教会内部的有识之士随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成立了爱国会，逐步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本地化道路。中国教会正是有了这个改革运动，才逐步的得到了国人的接纳与认同，也踏出了一条中国教会福传的新路向。但是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不应该纠缠于过去的缺点和错误，因为中国教会从客观上和效果上，不仅仅是保留了下来，而且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福传黄金时代！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现在在教会内或境外教会的一部份人，一听到中国天主教的独立自主自办，就说中国天主教是裂教，是脱离普世教会，其实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否定。“本地化”是福音在传播过程中要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相适应，而独立自主自办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是中国政府新时期宗教工基本方针的内容之一，是对五大宗教的要求，而不是单独针对天主教。
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中国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普世天主教会为明确与新政府合作的态度，以免重踏明末清初“礼仪之争”的覆辙。当时的教宗教庇护十一世（Piux ΧΙ）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在1928年8月1日，及时地给全体在华宗座代牧、神职、平信徒和中国人民发表了一份“牧函”，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 梵蒂冈承认中国国民政府
- 要求天主教尊重和服从国民政府
- 要求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 成立公教进行会
从政府层面上看，牧函消除了横亘在中国社会和天主教之间的种种误解，为梵蒂冈和中国政府的建交奠定了基础，也承认了平信徒的身份和国民身份的合二为一，从而增强他们的身份尊严。揭去了长期颠覆在他们身份上的耻辱印记。牧函在紧要关头，对在华天主教会进行了及时的导向和必要的措施，体现了教廷从普世教会角度，因应新中国政治时局的高度认同。这一认同是为了最终实现基督宗教同本土文化的深刻相融，即天主教在中国必经超越同外国列强，以及西方文化的自我认同。
因此，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和教会福传的角度来看，中国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既符合教会本地化的原则，也是中国政府“宪法”的要求，中国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是中国天主本地化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圣经记载“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玛28：18-20），这是耶稣复活后对门徒说的话，耶稣治理教会的全权交给了各宗徒，宗徒们从耶路撒冷出发，在各地建立教会，后来又把从圣神那里得来的权柄，交给了他们的继承人——各地的主教。
三、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内容
1、教会中国化、福音文化化
“历代的经验，科学的进步潜在于各式的文化内的宝藏，……自教会历史肇建之初，教会便尝试以各民族的观念及语言，宣扬福音……便是鼓励各国的才能，以本地方式表达基督福音，同时，又促进教会同各民族所有不同文化之间的生命交流……(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44)”，这就说明天主教没有本位文化，天主教的特质是接受福音，生活福音，传播福音。天主的话是借希伯来之文字和文化，去表达出天主的话的内容和精神，以明瞭上主的真正旨意，因此希伯来文并非天主教之本位文化。自天主教传到欧洲，它并没有把希伯来文化传到罗马帝国，相反教会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而成了今日的“欧美基督文化”。或称“基督文化”，但欧美基督文化也非天主教的本位文化。也就是说福音传到哪里，就吸取当地文化，使当地人民去接受她。中国人在接受福音之后，必须参透福音的精神与活力，首先以中国的福音和文字，去准确地描绘福音的内容。
天主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天主教的建筑、艺术、音乐、伦理道德等都具有文化历史的渊源，和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的宗教道德方面比较，有很多相同之处。
首先，天主教教义和儒学都相信一神论，天主教的一神（天主）与中国固有的对“天”的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
其次，天主教教义和儒家都主张“仁爱”，“上爱天主，下爱众人”就是教友们要有爱心，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而儒家提倡“仁、义、礼、知、孝、悌、忠信”。
再次，天主教教义和儒家都重视精神道德修养问题，“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了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而儒学认为视富贵如浮云，求精神之逸乐，就几乎是旧中国文人志士的人生观。
因此，按梵二会议的精神，如果福音能充分文化化，天主教能真正本地化，那么中国基督徒一定更能欣赏福音的真、善、美。我们身为基督徒，有权利也有义务，去使教会中国化，使福音的光辉能穿越和透过中国文化，使整个天主教的文化，能更丰富，也使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更充实起来。“基督的福音不断更新……净化并提高各民族的风尚，使各民族文化的优点及资质，益加丰富……并在基督内复兴（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58）”
2、礼仪本地化
礼仪一词，源自希腊文Leifeourgia，本意指某种公共事业，指个人献给团体的公共服务。“……借着礼仪，尤其在感恩圣祭中，履行我们得救的工程。因此，礼仪最足以使信友以生活表达基督的奥迹，和真教会的纯正本质，并昭示给他人……，将散居的天主儿女，齐集麾下”，“直到同属一栈一牧”（礼仪宪章·2）。礼仪是教会生活的顶峰与泉源……从礼仪中，尤其从圣体中，就如从泉源里，为我们流出恩宠，并以极大的效力，得以使人在基督内圣化，使天主受光荣吗，这正是教会其他一切工作所追求的目的（礼仪宪章·10）。
1974年教廷颁布的《天主中保》（Mediator Dei）通谕，该通谕将礼仪定义为：“我们的救主作为教会的元首向天主圣父献上公共敬礼，同时也是信徒团体向它的元首（耶稣基督），并通过他向永恒的天主圣父献上敬礼，简言之，礼仪是耶稣基督的奥体，即头与肢体的完整敬礼”。
在圣经的记载中：“凡接受了（伯多禄的）话的人，都受了洗……他们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团聚、掰饼、祈祷……赞颂天主，也获得全体民众的爱戴”（宗2:41-47）。从此以后，教会从未放弃聚会，举行逾越奥迹：即宣读“全部经书中关于他的一切”（路24:27），举行感恩礼，借以“显示他对死亡的胜利凯旋”，同时，在基督内感天主的恩赐，颂扬他的光荣（弗1:12）。
在教会的现存礼仪传统中有拉丁礼仪，拜占庭礼仪、科普特礼仪、叙利亚礼仪、亚美尼亚礼仪等。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天主教的礼仪模式里呈现多元化。因此梵二会议同意地方教会使用本地语言举行感恩祭，倡导礼仪改革，希望礼仪的模式符合不同民族的特点和文化，以便使基督的奥迹在不同的文化中得以宣扬和实践。
但当时的中国大陆正遇上十年动乱，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因此对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不但未能及时贯彻实施，甚至很多教徒都不知道。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重新恢复宗教活动后，教友们才知道教会在六十年代召开了梵二会议，特别是在礼仪方面作出了众多的改革。但鉴于当时神职人员青黄不接，无暇顾及礼仪的改革，甚至有人担心，用中文举行弥撒会不会丧失教会的普世性，因此仍然采用拉丁文举行弥撒。直至九十年代，中国教会才尝试礼仪改革，将弥撒语言由拉丁文改为中文，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教会的礼仪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不尽人意，有些堂区的神职人员对礼仪的变动比较随意。如在圣周五，按照礼仪改革前，是先拜十四苦路，之后再亲耶稣十字圣架。教友们都会痛苦啼哭，引导信友们效法耶稣的圣死，激发他们对教会的爱和对生活的珍惜。而礼仪改革后，拜十四苦路和亲十字圣架都取消了，只是复述耶稣受难的全过程，有些教友就觉得改得太简单了，没有达到纪念耶稣圣死的目的。再如，我们在弥撒献仪中，把拉丁文的圣歌全部改为中文，表面看来，教友们容易唱了，而实际上调没有变，只把歌词改为中文，这样就把圣乐中优雅的“韵”改掉了。其实本地化的目的，在于中国人更容易接近教会，接近天主。改革是剔除不适宜的或者违背时代不足之处，教会既要“革新”也要“继承 ”，比如拉丁文歌保留几首脍炙人口的传统歌曲，如Tantum ergo 和Salve Regina等，有时还可以唱，这样显得丰富多彩，虽旧犹新。礼仪改革之前，很多国外 （包括港澳台）的神长教友到中国内地参观访问，见到教友们很虔诚地参与弥撒，他们都很感动。现在香港教区就专门有指定一间教堂，每星期举行一次拉丁文弥撒。当然，礼仪在中国教会改革，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只要我们同心同德，上下一心，推行教会的礼仪革新，使礼仪的革新能在中华大地上顺利进行！
3、神学本地化
神学一词源自希腊文Theologia，意为论述或研究神的学问。神学以成文的天主圣言及神传，为永久的根基，从而得以加强稳固，常保青春，而在信德的光照下，去探讨一切隐藏在基督奥迹中的真理……（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24）。天主教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天主教的欧美神学和经院哲学，但没有及时对传进来的欧洲神学思想进行扬弃性研究，使之成为中国天主教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哲学和神学思想。我们只顾照搬欧洲传来的神学和哲学，时至今日，我们神哲学院的修士们仍然在使用以士林哲学及欧洲文化为载体的教会神学。虽然在八十年代全国成立了神学研究架构，但我们可以和发展中国家天主教神学的发展作比较：南美有“解放神学”，非洲有“黑人神学”，菲律宾有“草根神学”，在中国天主教会有个怎么神学呢？今天我们教会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我们还没有形成与政治、经济、文化相称的神学思想，我们应该加大对神学的研究力度，早日形成为 中国大众所能接受的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体系，这样我们才能说中国天主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本地化了。
四、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建议
任何宗教在传播过程中都存在着本地化的问题，天主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也面临着本地化的问题。近六十年来，中国天主教已朝着本地化的方向迈开了新的步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多年，教会在完成教堂的复建开放、进行礼仪改革、神学思想的探讨研究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天的中国教会正处在世界动荡不安、思想混乱的时代，教会自身也存在危机，内忧外患，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并没有真的实现，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我们必经重新自我反省，自我归依，认清自己的前进目标，认清礼仪改革，最后是归依天主。本着福音的教训去圣化自己，圣化别人。
因此，我认为要使中国教会真正实现本地化，首先要做好下面几方面的工作。
- 教会经济是本地化的基础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的生存和发展无时无刻不受制于经济这一基础，即经济自养是决定着天主教能否真正植根于中国的首要问题。首先，教职人员维持自身的生活，需要物质的支持；其次，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教堂的修建需要一定的资金；再次、福音的传播、宗教教职人员的培养，都离不开经济上的支持。因此，宗教如果没有起码的经费购置和建设自己从事宗教的用品和场所，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从明未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会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教廷或宗主国政府的拨款，二是教徒的捐献，三是教会办公益事业的收入。但大部分资金来源还是依靠教廷或宗主国政府的拨款，他们过分依赖国外的拨款，万一国外政局动荡不安，就会波及到资金链的中断，教会经济根本就无法自养，更不用说教会在中国本地化了。而目前中国教会的经济来源：一是政府的部份资助；二是宗教房产的出租；三是教徒的捐献。总的来说教会的经济与其他宗教团体作比较，天主教是经济最弱的一个团体。因此，我认为要搞好中国教会本地化，首先是要重视和提高教会的自养能力，最近中央六部门联合发文《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团体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活动的意见》，该文件给予宗教慈善组织更多的空间。我们要利用这契机盘活现有的宗教房产，可以兴办老人院、幼儿园、招待所、诊所等社会事业。一方面可以为社会办实事，参与社区建设；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教会的经济收入；再者就是成立教会内部组织，向政府购买服务，这是增加教会收入的一条新的途径。如广州市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就向政府购买街道的社会服务，其实这方面的工作港澳台天主教会早就这样做了，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只有教会的经济发展了，教会有了自养能力，教会才能真正本地化，因此，教会经济是本地化的基础。
2、研读圣经是福音本地化神学思想的根本
圣经是一本世界文学名著，是天主教灵性生命的实典，它是一本内容深沉、年代久远的记录，在长年累月的宗教生活反省中孕育而成；记载的是先知、诗人、圣贤、使徒、民族英雄等与上主在一起的宗教经历和体验，他们对人生深刻的观察而记录下来的，成了今日圣经的主要骨干。
我们教会的礼仪、感恩祭中，都有读经部分，十分重视圣经的话，但是由于受到历次运动的冲击，八十年代以前，圣经在大陆十分缺乏，对圣经的研读逐渐疏远了，没有形成系统性学习圣经的习惯。中国教会既要坚定不移地维护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信仰的纯洁与完整，促进教会的共融与合一，也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努力使教会的福传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社会和制度相适应。因此，我们要强调圣经的重要性，因为圣经是教会本地化神学思想的启示根源，“圣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若1:14）。在圣神的推动下，引导教友们发掘圣经的启示和真理，接受圣言、学习圣言、实践圣言、分享圣言和宣讲圣言；并在虔诚的圣言祈祷中，体验天主的旨意和他们临在，透过不断的分享和反省，形成福音本地化的神学思想。因此，研读圣经是福音本地化神学思想的根本。
3、人才的培育是教会本地化的关键
百年大计，人才为本。人才培养关系到教会的发展与未来，现在很多堂区都举办了礼仪、福传、圣经分享，送圣体员等多种形式的培训班，为教会的牧灵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教会的人才还是十分缺乏的。如广东有370多座教堂和场所、教友26万，全省神父只有70多位，修女120多位，每位神父平均要管理50多间建堂，为3700多为教友服务，神父们的工作十分繁忙，那有时间去接受再培育，提高自己呢！因此教会要加大力度培育教职人员和平信徒，尤其是对平信徒传道员的培育，因为培养一名传道员的时间不用太长，大约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就足够了。传道员参与福传，一方面可以弥补神父数量上的不足，减轻神父们的工作压力，腾出时间研究神学、礼仪等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遵照教宗本笃十六世提出 “新福传”使命的精神，强化教友信仰，重新唤起教友信德，激发教友参与福传的热情。正如“基督不仅借着圣统，以他的名义及权力施教，而且也用教友们，让教友们为他作见证，以信德的意义及宣道的圣宠训练他们”（宗2：17-18;默19：10）。如果没有人才，那么建设教会本地化将是一句空话，因此说人才的培育是教会本地化的关键。
结束语
中国教会本地化，归根结底就是要教会中国化、福音文化化，而福传是中国教会的根本使命与核心任务。需要教会各阶层的重视和推动，更需要每一位天主子民的亲身参与奉献，建立本地化教会，是大家共有的责任。中国教会本地化，并非一蹴而就，它任重道远，让我们藉着圣洗的恩宠，在圣神的指引下，回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实践基督福音，为基督的信仰作美好的见证。
教宗教庇护十一世（Piux ΧΙ）在1928年8月1日，给全体在华宗座代牧、神职、平信徒和中国人民发表了一份“牧函”，内容如下：
致北平驻华代表刚恒毅，将以下通电，发表于中华诸司牧：
圣父教宗庇护十一，与其诸可敬神昆、中国诸司牧，及其诸可爱之神子、司译及教友之通牒，并令将此通牒，宣布与伟大中华国民之全体。教宗对于中华时局，始终极为关心，不惟首先对中华完全平等相待，且因有真挚与诚恳之同情，首次躬亲祝圣华籍主教于罗马圣伯多禄大堂。今闻中华内争已息，极为欣悦，并赞颂天主。
所虔求者乃中华得享受永久而有益之和平，至此和平得现于国内外，而以仁爱公理为其基础，为达此目的，教宗所切望者，乃中华国民应有之希望及权利皆得完全认可（即认可列强）。夫以中华人口之众，超于世界任何民族之上，文化最古，且曾有伟大光荣之历史。若按公理及秩序，努力前进，则来日发展未可量也。教宗希望中华公教教众，对于中华之和平发达与进步，皆有所贡献，并重申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通牒之言，即对于合法政府之恭敬与服从，向为吾公教所信仰主张及提倡，其传教士及信徒所要求者，惟国民共有权利之自由及其保障。
教宗特嘱诸中国司牧，着手组织及发展一切公教工作，以完成其传教事业，以致公教之男女信徒，及尤属可爱之青年，以其祈祷善言及善工于其祖国之和平、社会昌盛及发展，有所贡献。使《圣经》中之神圣而有益之主义，得传布于世，并襄助诸司牧司铎，以广扬基督之思想，及因基利斯督之仁爱而得之个人发展与社会之幸福。
教宗重申其对中华发达之希望及祈祷，并求天主满中华国民之志愿，彼特慨然赋予汝众，以圣父及宗徒之降福。
枢机主教嘉司巴利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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