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雄
摘要：前万民福音部长塞佩枢机曾说：“透过爱德见证实现本地化，是今天在亚洲福音传播过程和路径的最好选择。”回顾中国教会的发展历程，在本地化问题上，雷鸣远神父无疑是有突出贡献的。“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及“为爱中国而生、为爱中国而死”的见证，表现了他对中国及中国人民、中国教会的热爱，这种爱德精神和见证，贯穿于他一生的生活和福传工作，对今天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探求之路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雷鸣远、爱德精神、本地化、信仰见证、启示。
前 言
本地化过程包含的层面、内容、方法固然很多，但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爱德见证。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书说：“现在有的是信、望、爱三者，其中最大的是爱。”(格前13:13) 以此强调了爱德在基督信仰中的核心位置。梵二会议宣称：“基督徒的爱德实在是不分种族、阶级或宗教，普及全人类的，又不希冀任何利益或酬报。就如同天主曾经无偿地爱了我们，我们也要以同样的爱德关心他人，完全和天主寻找我们的动机一样。”进一步阐释了爱德在信仰中的内涵和对人类的普世价值。
教宗本笃十六世说：“爱德规范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以及我们和近人的关系；在朋友之间、家庭之中、小团体中（可谓小范围内）的关系上，要以爱德为准则；在社会、经济、政治（可谓大范围内）的关系上，也是一样。一切来自天主的爱，这爱使一切成形，一切都以这爱为终向。” 他希望今天的基督徒有“与人们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更适合人性世界的重大责任。”
作为近代中国天主教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从教会的视角来看，雷鸣远神父在推动和实践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雷震远神父说：“雷鸣远神父不愧为现代宗徒，人见人敬，人见人爱。其品德可直追圣方济各·沙勿略及利玛窦两位传教先锋。”本文试从雷鸣远神父的思想形成和本地化具体行为层面，感受爱德工作的重要地位，深入理解爱德在实现本地化中的启示和意义，以此让我们在当日的社会中透过爱德的见证，为基督作证。
一、充满爱的家庭和背景
腓特烈·雷博（Frederic Lebbe），即雷鸣远神父，圣名味增爵，1877年8月19日生于比利时根特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雷神父是家中的长子，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其中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比他小一岁半的弟弟雅德连（Adrien）后来加入本笃会，成为神父；妹妹丽西（Lizzy）进入英国西门（Westgate）的奥斯定修女会；最小的弟弟洛伯（Robert）成为律师；另外两个妹妹铎弥嘉（Dominique）与本爱狄克（Benedicte）后来都结了婚，组织家庭。
雷鸣远神父双亲的虔诚信仰与基督徒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和他的弟妹们。母亲露易丝从小就引领孩子们在主日去教堂参与弥撒祈祷，并经常为需要的穷人慷慨解囊，使雷神父从小就养成热心祈祷和乐善好施的精神。
雷鸣远神父极热爱圣保禄宗徒，并师法他“成为一切人”的传教精神与热火。
雷鸣远神父1901年来到中国。当时正值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华，鸦片战争失败，中国面对不平等条约，已经沦落成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回顾这段历史，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纪念利玛窦来北京四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词中说：“在近代历史上的某些阶段曾出现一种依附欧洲列强势力的保教权……使教会不能为中国人民的好处，一心一意执行其创立者耶稣所赋予的使命。”
这一时期的中国天主教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虽有一定发展，但亦沾上了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色彩，天主教在中国的声誉受到很大影响，严重制约了天主教本地化的发展。
为消除中国人对“洋教”的误解，能真正认清和了解教会，雷鸣远神父不但将自己的国籍改为中国籍，而且先后于1927年、1929年创立了两个国籍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妹妹会，全心全力为中国人民服务。抗日战争期间，雷神父不仅在报纸上大力宣传全民抗日救国，而且还组织人员走上前线抢救伤员，谱写了一曲昂扬的爱国颂歌。为了加速推动中国教会本地化进程，他进言教廷，力陈利弊，使得6位国籍主教在罗马祝圣，为中国教会本地化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二、雷鸣远神父实践爱的思想
从雷鸣远神父的书信和成功创立的本土化修会的陶成经验来看，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他的灵修思想，并能看到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他曾说：“我们的神修原理就是基督的福音和宗徒们的教训。”雷鸣远神父最具代表性的爱与服务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三句箴言之中。
（一）全牺牲：雷鸣远神父心目中的“全牺牲”，就是“舍己为人”。他强调“全”，用词特别彻底。“全牺牲”就是：天主之外，一无所图、一无所企、一无所愿、一无所求。或简单说“天主之外无物”。对人则说：“为人服务，能尽百分力气，不出九十九分。”
在教会传统中，全牺牲是一种完全的奉献生活方式。是效法耶稣基督“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抑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2:7-8）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和领悟，做为一个传教士，雷神父以压服自己、打倒自己、空虚自己为灵修基础，为了十字架上的基督，明了一切、通达一切、进入一切，牺牲自我的个性、习惯、文化，进入到另一个文化中间，只为更好的传播基督的福音。
（二）真爱人：雷鸣远神父说：“真爱人就是时时事事，先人后己，使人自我获得真安慰和真益处。”雷神父的好友李尧然神父表示，雷神父仿佛一盏明灯，他到什么地方，不仅神职人员、教友们、士绅、一般老百姓，甚至狱友，都受到他的照耀和温暖……人们喜欢接近他的原因是他“真爱人”的精神。
在基督信仰中，爱人即是一切法律的中心，也是基督徒的标记。雷神父的真爱人，基本是指耶稣山中圣训中的“真福八端”（玛5：1-12），在雷神父创立的“耀汉”和“德来”修会的会规里清楚的写着“本会的重要的性就是真福八端”，并以此做为灵修生活的最高原理。正如吴经熊博士所言：“全部的八端真福归于一端：爱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将为天主所爱。”
（三）常喜乐：雷神父认为喜乐有两种：一是情绪上的愉快或情绪的舒畅兴奋；二是意志上的乐观，或是心志的平衡与安定。前者是感情作用，时来时去，不完全由人把握，谈不到“常”，也谈不到修养；后者是意志作用，在逆境中也能安泰宁静，百折不挠。这是能由人操纵的一种精神，是人应习练修养的品德。
经上说：你们要在主内常常喜乐，天主亲近那诚心呼求他的人（参阅斐4:4-5；咏145:18）。喜乐常常来自对人和对天主的某种注视，“几时你眼睛纯，你全身就光明”(路11：34)。在这里我们所触到的是人格之原始和不能转让的幅度。人被召走向美善，走向幸福，其途径常是通过认识和爱情，通过默观和行动。“愿你能在弟兄们的心灵里得到那最好的。天主就在心的近处！”
“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三者环环相扣。“牺牲不难，难在一个全字；爱人也不难，难在一个真字，喜乐也容易，但常喜乐就不简单。牺牲为爱人之表现，爱人为喜乐之基础，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有连带性的一套修养方法。” 三、雷鸣远神父爱的见证
保禄大宗徒在致格林多教会的书信中说：“我并不在天主的法律以外，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赢得那软弱的人；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格前9：19－20）雷鸣远神父遵循保禄宗徒教训，彻彻底底成为了一名中国人。这种身份的转变也就意味着他要放下欧洲的文化，否则就不能与另一个文化融合；他也不能带着自己个性、习惯、处事方式来中国，如果这样就不能与这里的人们和谐生活。为此，他适应生活、入乡随俗，适应社会、随方设教，适应文化、传播福音。通过个人生活的呈现让人看到天主的大爱，感受到基督的福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做中国人 雷鸣远神父,是一位黄发碧眼的比利时人。他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于1927年加入中国籍，他要求自己不但把心变成中国心，而且从身体面貌也变成中国人。由于雷神父久居天津，被称为天津人。雷神父一生酷爱中国，他11岁立志来中国传教，20岁后几乎一直留在中国，并去世在中国。这里，我们可以从他的传记中，抄录一些片断佐证。
“我那时候爱中国的心情，如同今天无别，也没有再加添……感谢天主，中华民族真是一个体面的民族，真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全球的任何百姓也不能比他。实在令人起敬起爱，我看见渔夫们洗网工作，家庭中相亲相爱之情，真是文明的表现。”
1905年，他升任涿州总堂神父，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取下教堂悬挂的法国国旗，换上了中国的龙旗。1912年，调任天津，他同样取下了教堂的法国国旗，以示这是中国的教堂。
中国人在当时还留发辫，他的头发不够长，为了变成标准的中国人，他给发色一样的妹妹写信，要她剪下头发来，借给他作发辫。等到民国到来，发辫废掉，他将自己剪掉的辫子，奉还给他的妹妹。
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他穿衣,吃饭,穿鞋,读书,都是中国式的,一袭布衫,走遍中外;一部四书,一周来复……他说:“不要看我的眼睛,不要看我的鼻子,要看我的心,它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是雷神父的爱德让他完全放弃自我，放弃了自己的父母家人及祖国，放弃欧洲人的优越感，深入中国人的习惯中。而且，雷鸣远神父时刻把自己的使命和中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雷鸣远神父的传教方法是：要做好教友，那就先做好中国人。
2、爱中国人 雷鸣远神父加入中国籍后，便经常自称是中国人。他有两句著名的座右铭: “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和“有一百分力量不出九十九分。”以此作为奋斗的信念和工作的态度。
天津“老西开事件”中，雷鸣远神父和中国人站在一起，抵制法国扩张租界的举动引起了国人普遍的响应与敬重。而且，他与汤作霖神父一起为“老西开事件”向教廷报告，使教廷了解了中国天主教的不正常现象。但也因此于1918年被遣送回国。1927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并请求加入中国国籍。
抗日战争时期，雷神父以高昂的爱国热情积极呼吁抗战，不仅透过《益世报》，大力宣传全民抗日救国，收复失土。还积极身体力行投入到抗战之中。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1933年长城抗战和1936年绥远抗战中，当时已经年近六旬的雷神父亲自率领修士和教友，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抢救伤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雷神父率领由600余人组成的救护队和战地服务团，在太行山、中条山一带担负起救护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等工作。
赵雅博神父曾分析雷鸣远神父爱中国的心态说：他比中国人更有中国化的心。一般外籍传教士,往往以披露我国的缺点,贫穷,来争取外国教友的同情与慨赠;而雷神父则是以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的深厚,作为报告的资料.他对质疑他的人说:“隐恶扬善,是任何君子应该做的事,又何况一个有爱的人呢？”
一、爱中国教会 雷鸣远神父于1901年来到中国。当时正是正是中国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地位处于十分低下的时期。雷神父曾这样记述刚刚抵达中国时所见到的情景：“一登岸，殖民地的惨剧又开始了：黑鬼子、白鬼子，肆虐撒野，说打就打，说踢就踢”，而对西方人欺压中国人的种种暴行，与他同来的传教士们却“也如同没有看见一样”，这使雷鸣远感到“真难受极了”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我的命运，中国是我的祖国。”同时他也看到当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歧视和对中国神职人员与教友的不平等。当他看到这些时，那份爱中国的心再一次地被激活，使他更加的热爱中国。
1915年10月10日，雷神父和教友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荣业大街创办《益世报》。雷神父批评由代表本国利益的外国各个修会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符合让“普世教会”成为地道的“地方教会”的福传真精神。他根据“罗马对成立本地圣职的指示”中“只有本地圣职才能了解、深入并归化他本民族的灵魂”的主张，极力主张“中国教会本地化”，尽管他的做法受到了反对和排挤。
然而，雷神父并不灰心仍继续努力，他向教廷上万言书，后来得以面见教宗陈情，举荐了6位中国主教的人选（海门教区朱开敏、蒲圻教区成和德、汾阳教区陈国砥、宣化教区赵怀义、台州教区胡若山、安国教区孙德桢）。终于在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在参加祝圣典礼时，雷神父喜极而泣达两小时之久……
雷神父以及其他正直的传教士，秉承基督爱德精神，致力使教会植根中国，完全中国化，提倡人民爱国，由爱国而爱教。在这一思想推动下，教宗本笃十五世于1919年颁布了《夫至大》通谕，给当时的中国教会指出了传教学的基本原则，突破了中国教会走向本地化的困境，为中国地方教会的健康发展迎来了新的曙光。
四、对于实现本地化的启示
虽然雷鸣远神父的时代还没有本地化（Inculturation）这个今天教会专有的词汇，但雷神父在中国的将近40年中，秉承基督的爱德精神，面对当时的处境，从爱开始，以身作则，对待周围的人，不分彼此，一视同仁。众所周知，在他的好友和敬仰他的人中，教外人不少于教内人。当他在修会的时候，时常来访的好友中，不只是天主教各阶层的人士，也有佛教的大方丈，基督教的名牧师，道教的大法师，无宗教信仰的军政首长、学者、绅士……他们对雷神父的“博爱感受，并不亚于教友。”这种爱德精神延生到社会、教会方方面面，让他赢得了 “抗战老人”、“丹心远迈武乡侯”，“近代史的利玛窦”和“中国使徒”之称。也由此彰显出他对中国天主教“本土化”做出的丰实成果。
爱给人真正的自由，建基于爱的本地化才能自由地让基督福音扎根当地并圣化当地的文化。吕实强先生曾说：“其实果真能爱，岂不与信更为接近，又如何不可对爱的道路，加以开通扩展。”这两句话可以概括雷鸣远神父在中国的一生，他是“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真正实践者，了解他的人，有谁不为这位“为爱中国而生，为爱中国而死”的“中国人”而动容呢？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德精神，对今天乃至今后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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