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刚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堪称“现代天主教史的里程碑”，“天主教跟上时代步伐的转折点”。梵二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改善天主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推动普世性的宗教对话。梵二会议后，卡尔·拉纳、雷蒙·潘尼卡、汉斯·昆、保罗·尼特等一批天主教思想家，不断更新理论观念，为推进世界宗教对话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回顾梵二会议的相关文献和宗教对话的探索历程，可为当代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建设提供诸多学术启发。笔者主要就如何拓展神学建设的学术视野浅谈如下三重见解，它们之间并非单独立论的，而是逐步推延的。
（1）中国神学建设理应伴随时代步伐
神学作为“教会的思想”，显然对于整个教会跟上时代、更新自我、展开对话具有“观念导向”、“理论指导”与“学术支撑”作用。早在1959年初，即梵二会议筹备之初，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就指出，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实现天主教会的自我更新，促使神学和教规的现代化，促进基督教各派的合一运动；他在大会开幕式上又强调，应当以适合时代并合乎传统的方式来描述“信仰的遗产”。教宗保禄六世在大会闭幕式上重申：此次大公会议之所以历经长达4年的辛劳工作，制订了一整套训导、包括教理阐释，就是为了使天主教会更新思想、行为和道德力量等。由此可见，梵二会议的基本精神，为神学思想建设开拓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这就是通过跨宗派、跨宗教乃至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来推进当代神学思想建设。
尽管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天主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相对长期滞后，但就上述新视野的学术启发而言，我们是否又可以乐观地认为，中国天主教神学的本土化建设因有巨大潜力而能大有作为呢？这主要是就“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而言的。从客观条件来看，“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可以说为多维度或多层次的宗教对话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实践氛围。正如牟钟鉴先生经过长期探讨中国宗教史所总结概括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历史上有祭天祭祖祭社稷的国家民族宗教，有土生土长的道教，有诸多民间信仰和民族传统宗教，有外来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传入过犹太教、摩尼教、琐罗亚士德教等。中国犹如一个“宗教百花苑”，诸种宗教都能在这片大地上共同生存、和平相处。中国文化之所以可比作“宗教百花苑”，就是因为中国文化富有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就此客观条件而论，中国天主教的神学建设在与国内外基督教界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同时，是否还放宽学术视野，譬如，能否把中国天主教与儒释道的比较与对话作为神学思想本土化建设的着力点，是否可从佛教和伊斯兰教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漫长过程中吸取相关的历史经验，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本土化建设是否还应该重视与农村民间信仰和少数民族宗教的沟通与对话……
（2）中国神学建设理应关注重大课题
为推动世界宗教对话，梵二会议通过了《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份重要文献一开头就指出：人类的结合在我们的时代日益密切了，既然天主教会的职责在于促进人类的团结互爱，那就应该首先考虑人类的共有问题。从卡尔·拉纳的包容论、汉斯·昆的兼容论再到保罗·尼特的实践论，一项引人注目的学术进展就是，将宗教对话观念从理论思辩层面引向重大现实问题。由汉斯·昆起草的《全球伦理宣言》，直言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生态等重重危机，呼吁各个宗教的专家学者集思广益，为构建“全球伦理”做出贡献。保罗·尼特提倡的实践论，则进而强调了真诚的信仰者所应肩负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认为各个宗教只有携起手来、共担责任、有所作为，才能真正推动对话、增进了解、见证信仰。
若能基于前一点见解来领悟上述思想启发，我们是否可进一步认为，中国天主教会更应该也更需要将其自身的神学建设与国内外的重大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呢？例如，联系近些年来颇受关注的“社会道德底线争论”、“工商金融欺诈现象”乃至“公益慈善诚信危机”等，中国天主教若与其他宗教和学术界进行广泛合作，大力推动合乎国情的道德伦理观建设，其重要现实意义便凸显出来了。针对全球化的生态环境危机，若能与中国道教界、佛教界在宇宙观和自然观上展开深层次的交流与对话，中国天主教的神学建设也能取得有国际影响的思想成果。面对冷战后部分国家或地区愈演愈烈的民族和宗教冲突，若能借鉴中国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深厚传统，中国天主教会无疑可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奉献富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智慧。
（3）中国神学建设理应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天主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理应扎根中国文化土壤，具有中国文化特色。这可从世界宗教史来加以论证。在其名著《世界宗教》里，宗教现象学家斯马特一开篇就指出，当我们考察世界上的诸多宗教传统时，切莫忘记它们的丰富多样性。以基督教为例，我们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可以发现，不同的文化都为这种宗教传统增添了特色，如乌克兰的天主教不同于爱尔兰的，希腊的东正教不同于俄罗斯的，德国的路德宗不同于美国的……广为传播的基督教传统如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天主教神学建设何其不是这样？
综合前述双重学术视野，笔者以为，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建设，无论在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研究上都大有文章可做。这里试举两个课题，以期引起深入研讨。天主教神学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充分汲取了古希腊哲学的合理思想，把本体论与上帝观的学理探讨结合起来，从而论证了“一种富有外在超越性的信仰境界”；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传统则兼容并包儒释道的学说精华，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境界”。这二者显然是有互补性的，若能相互启发并加以创新，不但可像佛教禅宗那样深化中国古典哲学的心性论，从神圣观上来进一步丰富并强化中国现代哲学的本体论，而且有可能创造出与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相辅相成的天主教信仰理念。就应用研究而言，国内宗教学界近几年来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就是慈善公益与社会服务，但尚缺乏系统化、有深度的理论研究。客观地说，天主教与其他几大宗教传统相比，不仅历来就更投入慈善公益与社会服务实践，还具有更悠久的思想资源和更完备的理论体系，如果能将其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相结合相适应，无疑可成为当今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本土化建设及其实践的一大亮点。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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