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中心地段——天府广场西北隅的西华门街座落着一座年逾百年、古朴典雅、中西合璧的天主堂——平安桥天主堂。平安桥天主堂由圣母无染原罪堂和成都教区主教公署组成,始建于清光绪23年(公元1896年),光绪30(公元1904年)年完工。
这是我国现存不多,保存完整的天主教建筑群之一,整个建筑群中西合璧,形象简朴完整,比例优美,装饰适度,空间开合有致,是集宗教文化艺术,西欧建筑风格及川西宅院为一体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载体,是研究近代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实物见证,具有极高的建筑、文化、艺术价值,是西南地区乃至中国尚存不多的较完整的中西合璧建筑群。更重要的是,她体现了上世纪西方宗教文化进入成都,与本土文化交融的经典结合。虽然同时期在西南地区出现的一大批天主教堂都具有中西合璧甚至是纯中式建筑的特征,如云南大理天主教堂、贵州贵阳北天主堂,成都附近的绵阳王家湾天主堂、金堂县苏家湾天堂、崇州元通天主堂等;但平安桥天主堂有别于这些各具地方特色教堂的奇特之处在于:当从高空俯瞰这座奇特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你会惊奇地发现,整个建筑群是一个巨大的汉字“悚”,她的建筑理念里既充满了西方宗教的神圣气氛与神秘感,又饱含着中国传统宅院、府邸的幽深与气派,而整个建筑群因着这个巨大的汉字“悚”,使她更加凸显了天主教特色。
众所周知,教堂建筑通常有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等。而平安桥天主教堂,在“悚”字型布局的中西合璧的院落之间,既能找到我们熟悉的中国传统建筑的飞檐、瓦当、滴水、廊柱;又有欧洲建筑的穹顶、弧形花窗、彩色玻璃;有中国的直线对称;又有西式的穹顶、教堂风格中的拜占庭式的经典符号在这里被结合的恰到好处,而所谓风格的差异在此竟没有丝毫的突显。
圣母无染原罪堂是一座能容纳近千人的大教堂,其建筑风格为拜占庭式,从空中俯瞰教堂为一个巨大的拉丁“十”字型。为“悚”字的右边偏旁“忄”;表达了在举行宗教礼仪及表达信仰生活的时候应收心敛神,对神有敬畏崇敬之意。主教公署为“束”字造型,是“悚”字的左边偏旁“束”,表达了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仍要收敛和约束自己的言语行为,提示人在生活中的操守与修养。如此一个别具风格,造型的别致的“悚”字,蕴含了天主教“魂悚悚其惊斯”的神学理念,及人应对上天大主的无上崇奉和敬畏之情。
主教公署为全楠木建造,四周由108根楠木廊柱支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宫廷官邸风格的走廊,宽敞幽深,通向主教公署的各个院落,即使在下雨时也不会遭受湿足之苦。
在主教公署即“束”字的顶端“十”字出,是一个小教堂——“耶稣圣心堂”。从高空俯瞰,它是一个十字造形,细看时却是一个“丰”字形,寓意为以虔诚完满之心、丰硕之果向十字圣教献祭。此堂在解放前为主教私用小堂,每天主教在此举行弥撒圣祭。主日和大型的瞻礼及活动,主教才在大教堂(圣母无染原罪堂)举行公共敬礼,主持大礼弥撒。
当我们今天观赏这座精美绝伦的建筑精品时,不得不佩服和赞美当初设计建造这座教堂的法国传教士们,居然通过建筑语言的表现形式把如此深邃的汉学文化,恰如其当地解读天主教的神学理念,视乎让我们看到利玛窦、汤若望等早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先驱们的福音本地化行动的再现。而且不仅仅是停留在当初利玛窦等人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教会的教义,以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语言范式来向中国人宣讲天主教的信理的层面;而是运用高超的建筑艺术把中西方典型建筑风格珠连璧合的结合在一起,将天主教的标志性符号与东方汉学神秘汉字相融一体,用东方古国的思想观、思维观来表述天主教的信仰价值理念。
为什么当时的法国传教士们会有如此心胸、气派来建造这座倍受今天人们所赞赏的建筑群体?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苦心并匠心独具地用中国人民所能接受的思想观和价值观来展现这座宗教建筑?让我们从平安桥教堂的建造历史去追寻解答。
平安桥天主堂的奠基建造的前一年,成都发生了一起影响全川,震惊中外的“教案”,即近代史上著名的“成都教案”。此次“教案”全省计毁基督新教教堂三十处,天主教堂四十处。事发后,英,法,美各国派兵舰七,八艘在长江各处示威,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结果四川总督刘秉璋,四川侯补道周振琼,署成都知府唐承烈以及华阳,乐山,灌县,大邑,冕宁,新津七县知县被革职,川民朱瑞亭等六人被处极刑,十七人充军,共赔银一百零一万两。其中成都各教堂七十万两,川南法国各教堂二十一万两,四川英,美各教堂十万两。由于当时的成都教区光大巷主教座堂在“教案”中被彻底打毁,时任法国主教杜昂也在这次“教案”冲突中受伤,于是法国主教杜昂指派当家神父骆书雅设计、督造新建平安桥主教座堂。平安桥教堂的建设所需资金20万两白银也来自于清政府的教案赔款。
在大规模、大面积的教案所引起民、教冲突剧烈镇痛之后,来自西方国家的传教士们逐渐明白不平等条约和洋枪洋炮可以保护他们进入中国内地任何地方广置产业,建造各式教堂。但要让信仰根植于中国人民心中,教会则必须像前辈利玛窦那样,放弃精神傲慢去争取中国社会的信任和认同,积极努力地在中国文化和天主教的神学思想理念之间寻找相容结合之处,用中国人民接受和认同思想观、价值观来传播福音,才是天主教在中华发扬光大之道。
成都教案后,教会在四川的反思所引来的改观首先就是教堂建筑形象的改变,成都及其附近重建因教案打毁的教堂建筑一改过去西方建筑模式,一律启用中国元素展现教会形象,西方教堂的另一标志——钟楼,在川西新建的教堂基本弃用,这也成为以后川西天主堂的另一大特色。平安桥教堂以其规模、中西建筑理念的相融相合和匠心独具用中国文化体现天主教的信仰观,而成为这一大批中国化教堂的代表力作。
平安桥天主堂的建成,不单单是近代天主教为改善民、教对立关系、挽救危机的产物;而是西方传教士清醒的认识到要面向一个拥有数千年优良伦理传统的文明古国传教,必须根植其文化深层。平安桥天主堂既是他们通过学习、运用中国建筑与中国文化之精华,并充分表现出了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又在在教内、外得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树立了近代天主教会新的形象与风格。
平安桥天主堂生成的那个巨大 “悚”字建筑群,代表了近代天主教福音本地化行动成功尝试,同时亦是近代中西文化多元交流得力范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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