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有一句名言“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是地方教会权力的掌握者和福传领头人。早期教会就已经开始注重培育本地主教。天主教之所以提倡教会的本地化，就是为了使各地教会能够植根于自己所生存的土地，做到自主自立，从而让福音的传播适应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得以广扬。所以，地方教会是否由本地籍神职人员担任主教，可以视为地方教会是否自主自立、是否真正本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从元朝算起已有700多年，从明朝算起也有400多年。可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真正本地化的中国教会始终未能建立。个中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旧中国积贫积弱，外国传教士凭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牢牢把持中国教会的大权不放，千方百计阻挠中国神职人员祝圣主教。利玛窦入华传教103年之后，罗马教廷迫于礼仪之争造成的康熙皇帝禁止外国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才于1674年任命了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由于多明我会的阻挠反对，罗文藻主教延至1685年始得以祝圣。又过了241年，即1926年，在教宗本笃十五世要求“当极力培养本地神职”的“夫至大”通谕颁布7年之后，罗马教廷才又任命了6位中国籍主教。天主教在偌大的中国传了344年，一共才培养了7位中国主教，这符合圣而公教会的精神吗？1946年，罗马教廷宣布中国教会成立圣统制。但与其它国家圣统制教会最大的区别在于：当时中国137个教区，只有29位中国籍主教，还有近八成的教区主教仍然是外国传教士。所谓圣统制名不符实。
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没有中国本地的主教，就没有本地化的中国教会。真正本地化的中国教会何时才能建立？中国神长教友当家作主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的诞生，给旧中国天主教会带来了新生。始于1958年的自选自圣主教，终于开始了中国教会真正本地化的进程，谱写了中国天主教福传事业的历史新篇章。
中国教会自选自圣主教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初期的1957年至1962年；第二个阶段，是文革后的1979年到现在。这两个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中国教会都面临着许多教区主教空缺、牧灵福传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的困难局面。
当然，相比之下，解放初期的情况更为严峻。因为，那时的中国教会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留给中国教会的思想余毒还没有完全肃清，天主教会一些落后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梵蒂冈不许中国教会自行选圣主教的高压政策对于广大神长教友来说具有相当大的震慑力。但是，即便是这么严峻的局面，在天主圣神的指引下，在教内有识之士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最终，中国教会还是冲破了重重阻力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梵蒂冈执行敌视新中国的错误政策，外国籍主教于1953年前后全部撤离大陆，许多中国籍主教也出走境外，导致全国137个教区有将近90%的教区主教出缺。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国广大神长教友忧心如焚。为了教会的生存和广大教友的灵魂利益，1958年3月，汉口和武昌两个教区按照《天主教法典》的规定选举了董光清、袁文华两位主教，并按教会惯例呈报罗马教廷审批。然而梵蒂冈完全置中国教会的生存和中国教友的身灵利益于不顾，竟然对这两个教区依照教典规定选举出来的主教人选予以断然否决，并以“超级绝罚”相威胁。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中国广大神长教友看清了梵蒂冈一些人利用神权来控制中国教会的真面目。1958年4月，23个省市的主教、神父和教友代表集中北京开会，大家对圣经、神学和教会选圣主教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再经过热切的祈祷和慎重的思考讨论，终于在天主圣神的启示下认识到：（一）传福音是天主交给教会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不传福音是有祸的”；（二）“人灵的得救”高于教会制定的一切法律（天主教法典1752条），凡是有碍人灵得救的教律可以不守；（三）“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没有主教，谁来圣神父？没有主教、没有神父，谁来行圣事、传福音？因此，为了教会的生存，为了传扬福音，为了人灵的得救，我们必须选圣主教。梵蒂冈不让我们选主教、不准我们圣主教，就是不让我们传福音、就是置人灵得救于不顾。这是出自少数人的错误决定， 我们不能盲从。我们要听天主的命令。为了传福音，人为的错误决定就应该抵制。为了救人灵，梵蒂冈不批，我们选出来的主教也得要圣。更何况，主教的神权直接来自天主，教会历史上产生主教的方式至少有8种，其中宗徒时代的许多主教都是由信徒群众选举、地方教会自行祝圣产生的。所以，自选自圣主教并非绝对不可行。就这样，这次会议在自选自圣主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1958年4月13日，董光清、袁文华两位自选主教在汉口教区主教座堂，由蒲圻教区李道南主教祝圣为正权主教。从1958年自选自圣董光清、袁文华两位主教之后，截止1962年，全国共自选自圣了52位主教。这一阶段的自选自圣主教，在中国新旧社会交替的重要历史关头，从死亡线上拯救了中国教会，闯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传扬福音的全新道路。这也是中国教会在梵蒂冈反共反华势力的逼迫下，为了福传事业和教友的灵魂利益而不得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一时期自选自圣的52位主教，在当代中国播下了福传的种子，为文革后中国教会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人算不如天算，坏事有时也可以变成好事。谁又能想到：梵蒂冈的“绝罚”威胁，反而促使中国教会作出了有利于实现本地化的自选自圣主教的历史性选择。这难道不是天主上智的奇妙安排吗？
文革后，劫后余生的中国教会只剩下33位主教，有将近100个教区没有主教。这时，解放初期自选自圣的主教自然就肩负起了复兴中国教会的历史使命。由于中梵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改善，中国教会和罗马教廷之间缺乏正常沟通的渠道，为了中国教会的继续生存和发展，我们理所当然要继续贯彻自选自圣主教的方针。1979年12月，北京教区自选自圣了傅铁山主教。这也是文革后中国教会继续自选自圣的第一位主教。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的31年时间里，我们又陆续自选自圣了130多位主教。这些主教为文革后中国教会的恢复和发展呕心沥血，开创了中国大陆牧灵福传事业的新局面。
在天主圣神的指引下，在我们自选自圣主教的辛勤耕耘下，中国圣教会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兴旺发达的势头，各项圣善事业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目前，全国中青年神父有2700多人。其中，有200多位青年神父出国留学，到世界知名的天主教大学和神学院深造，百余位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留学神父已回到国内教会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每年平均有10多万人领洗入教。全国教友人数已从解放初期的不到200万，发展到现在的近600万。新增加的教友人数，超过了截止1949年中国300多年传教所发展的教友总人数。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教会现有6300多座天主教堂，12所大修院、20多所小修院，1300多位在学修生，修女会（院）106个，修女5000多人。仅近六年多来，全国93个教区祝圣新铎300多位，举办灵修培育5300多人次，对5000多位堂区会长进行了福传培训，2100余人参加了传道员培训班，1万多人参加了教会礼仪培训，数十万人参加了各种福传培训和学习。累计出版各种版本的《圣经》200多万册，出版其他教会书籍500多万册。此外，全国各地教会还创办了9所孤儿院，7所智障儿童院，52所养老院，8所医院，136个诊所，43所幼稚园，2所文化学校和1所职业学校，援建希望小学170多所，为灾区及社会公益事业捐款1亿多元。以上福传成绩，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是罕见的。
神学是基督宗教对其信仰内容作系统研究和理论阐述的综合性宗教学科。其中“实用神学”则是专门研究神学理论如何具体运用于信仰生活和传教实践的分支学科。“梵二会议”之后，“实用神学”受到普遍重视。各国神学家面对基督徒和基督教会不断变化的信仰生活和传教实践，在“实用神学”的启示下，开创了许多与时代、社会、民族及本地文化相适应的新的神学流派和思潮，诸如世俗神学、政治神学、女权神学、解放神学、黑人神学、革命神学、生态神学、梵二会议神学等等。而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却一直没有上升到神学理论的高度来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其实，自选自圣主教也是在“实用神学”的启示下，由中国神长教友独创的一条无任何先例可借鉴的、在帝国主义列强封锁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继续传扬福音的正确的福传道路。“实用神学”作为指导教会社会实践的批判性理论，是由现状分析、耶稣事业和实际三种成分构成的。回顾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天主教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亦即当时的现状）、还有耶稣事业关于“人灵的得救”高于教会制定的一切法律的要求、以及梵蒂冈对我们自选自圣主教的“绝罚”将导致中国教会无法生存的实际，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年中国天主教选择自选自圣主教，不仅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和教会的现状，也符合耶稣事业的要求，更符合中国教会生存发展和本地化的实际。所以，仅就“实用神学”的三要素而言，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是可以找到神学理论依据的，不仅从福传实践来说是正确的，从神学理论上来说也是正确的。
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没有自选自圣的主教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中国天主教会。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是功还是过，不是境外教会说了算，不是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选自圣主教有成见的人说了算，而是中国教会的生存发展状况说了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50年多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教会自选自圣主教的实践和自身生存发展的良好状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自选自圣主教不仅是当代中国天主教生存发展的正确选择，同时也是按照“梵二会议”精神实现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正确选择。这一选择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教情，也符合天主教的神学思想。这完全是天主对中国教会的特别眷顾，也是天主上智的奇妙安排。我们一定要坚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办教方针，在中梵关系正常化就选圣主教问题达成共识之前，继续按既定的办法自选自圣主教不折腾，集中精力为在中华大地广扬福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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