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皓先生1919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早年就读于济南私立育英中学、天津私立工商学院。1949年6月至1957年6月曾担任南京弘光中学教师、南京第九中学教师。1950年10月兼任南京市天主教三自革新筹委会副主任。因文革原因，曾于1966年9月被下放到南京红卫林场劳动，1972年9月至1979年9月担任南京自力加工社社长。1979年10月重新回到南京天主教爱国会领导岗位，历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常委、联络部部长，江苏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名誉主任，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
汪皓先生先后担任江苏省人大第五届、第六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代表、常委，政协江苏省第四届、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南京市人大第六届代表，政协南京市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积极建言献策，为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汪皓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长期以来与党和政府肝胆相照。他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
汪皓先生是江苏省、南京市著名爱国宗教人士，在天主教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深受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改革开放后，长期担任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主要负责人，坚决拥护党和政府关于宗教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始终如一地将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和天主教信仰结合起来，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民主办教，积极引导和带领神长教友走爱国爱教道路。
汪皓先生的一生，是不断探索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国家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的一生。汪皓先生豁达大度，识大体，顾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简朴，清正廉洁，他的爱国情操和崇高品德将永远为人们尊敬和怀念。
春风化丝雨 润物细无声
记得初识汪老是在1984年9月份的一个主日天，当时的我在家人的引导下进了教。弥撒过后我从教堂出来，迎面走来一位60多岁的老人，身材虽然不高，但很健硕，声音浑厚，慈眉善目，笑容可掬。“您是于老的外甥吧？”“是的，您老是？”“我姓汪，我和您外公是好友，都是济南的老乡”，“您好！汪爷爷”，“不用客气，他们都喊我老汪，你也这样喊吧”，“哦，不，这样没有礼貌，那我就称呼您汪老吧？”“好，好”。就这样，我与汪老相识了。他热情地询问我的学习和接受信仰的情况，我一一作答。最后，汪老说：“来，我们拉拉手，就算认识了，欢迎你常来教堂，教会需要你们这样的青年人，有朝气、有活力，祝愿你学习进步”。汪老攥着我的手，我感到很温暖。后来，我知道汪老还有个身份——江苏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爱国会？是做什么的？”一时间我头脑里蹦出诸多的好奇和疑问。
随着信仰的不断深入，我从有空来变为每个主日天都来教堂望弥撒。此后，南京开始有年轻神父了，每年开始组织朝圣了，开始有慕道班了，开始学习中文礼仪了，我担任首位读经员了，堂区开始举办圣诞节晚会了……同时我和汪老见面的机会也开始多了起来，渐渐的了解了些爱国会的工作情况，虽然当时我知道，一些教友并不赞同我一个年纪轻轻的学生有事没事就往会里跑，当时“爱国会”在大部分教友心目中还是一个比政府机关还要神秘的地方。但这并不影响我和汪老交朋友，他老人家的确知识渊博，尤其说到江苏甚至全国的近现代教会历史，如数家珍，可以精确到年月日、姓氏名谁、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太厉害了，就是本“活字典”，我了解到许多以前从不知道的事件和新闻。
1994年，还是在9月份的某天，爱国会通知我来。看到汪老，他脸上还是挂着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笑容。“我和主教（刘元仁主教）还有会里的其他同事商量了，决定推荐你和许亚英修女到全国，争取作为中国天主教的青年代表明年1月份去菲律宾参加天主教第十届普世青年节，将和世界各地的主教、神父和青年教友在一起活动，你接受吗?”不会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大的好事，感谢天主的恩宠、圣母的眷顾！坦率地说，我一直都没记得当时我是如何答复汪老的，总之，除了兴奋，就是激动。的确，参加普世青年节的活动是喜悦的。然而，在青年节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出现的“国旗事件”为我们的旅程蒙上了阴影，给大家带来了心中永远的痛。“不是事前说好了不打国旗的吗？是谁操纵了这些？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渡一个纯粹的宗教活动呢？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参与教宗的弥撒啊，可能一辈子也就一次机会，而且团员们整晚都不曾安睡，彻夜祈祷的”。团员们临时找来一把雨伞，撑起一面虽不大但很鲜艳的五星红旗，列着队、噙着泪潸然的离开了大会现场，心中除了祈祷，一遍又一遍的向天主申诉外，“祖国，爱国，团结，自强”等这些字眼在心中油然升起，越来越强烈。感谢天主，通过参加青年节的活动，不仅让我们走近了天主，拥抱了整个天主教世界，而且让我们亲身经历了一次鲜活地爱国主义教育，“信仰无国界，心中有祖国”。1999年9月，我做了一个决定，参加并当选了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的常委，至此，我开始正式参与了爱国会的活动。
在汪老等南京老一辈宗教人士的积极推动下，2004年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和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宗教房产拆迁补偿的有关规定》，就政府因城市建设规划调整而需拆迁宗教房产的补偿比例由原来的10%增加到100%，极大的维护了各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
汪老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天主教爱国爱教事业，经他多次向南京市民宗部门申请，确定了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尽快换届。2013年9月的某天，我来到汪老的办公室。汪老语重心长的说：“我给自己定了4个目标或可说是在我有生之年的4个愿望，第一个是能去欧洲天主教国家走走看看，一辈子从事天主教方面的工作，做了一些事，到底我们和国外还有多少差距，同时也想去朝圣；第二个是尽快推动下关教会房产的落实，这些房子太老了，房龄和我一样大，再也经不住折腾，补偿款不是小数目，可以极大为教会发展提供帮助；第三个是希望我们能办一个有影响力的公益慈善项目，举国上下都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工作，我们也应想办法，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事；第四个也是我最大的愿望，爱国会能平稳顺利的换届，我老了，我能做的都做了，是该交班了，教会的明天是你们年轻人的，应该多请神职人员出来发挥作用。这4个愿望啊，第一个已经实现，第二个正在进行中，我看很有希望（此项工作已于2013年底和政府签订补偿协议，总补偿金额1.2亿元），第三个我做不到了，要靠后来人，要靠年轻人，而第四个，关键是要有人啊。”汪老边说边注视着我，眼神中充满了期待。“汪老，我决定了，我来会里，继承你和老一辈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尽最大努力，协助主教和神父把南京教会办好。”“你考虑清楚了？这里可没有你现在的高年薪哦，你现在43了，还有不少年头，中途不能打‘退堂鼓’啊”。“考虑清楚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把一切交给天主，天主圣神会引领我的”，我很坚定的说。“哈哈哈！”汪老爽朗地笑了。
2013年11月21日，在南京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南京市70多位神长教友相聚一堂，隆重召开了第12届代表会议。天主教南京教区陆新平主教当选为新一届的爱国会主任，在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中还有神父、修女和教友，且教友分别来自经济界、教育界（东南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和长期工作在爱国会岗位上的。会议选举并一致通过汪老为新一届委员会的名誉主任，至此会议圆满结束，顺利的完成了新老交接。换届后的日子里，汪老每个工作日都要到会里来小坐，这为我能常常请教他提供了便利。
2014年9月7日，这是我和汪老相处的最后一个9月，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到天主那里去了，如他生前说，唯有到主那里去，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
看着照片中的汪老，依旧微笑着，和初相识一样。送走了他，心中顿感空捞捞的，耳边不时的回响着汪老的教诲：“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岗位，我们就得热爱他，就该懂得奉献，并以身作则。在中国教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只是过客，但因着天主的恩宠，我们有幸参与进来，跟着做一些事。这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不求惊天动地，只求无愧于心；不求点石成金，只愿春风化丝雨，润物细无声……”
走在爱国爱教的大道上
——记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主任汪皓
凡是初次与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主任汪皓见面的人，无不为已年过八旬的他仍具有敏锐的思想，敏捷的思维、四溢的活力所折服；凡是了解汪皓的人，无不为他的长者风范，为他对天主教和社会所做的贡献表示由衷的钦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汪皓始终真诚地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协助党和政府宣传落实宗教政策，团结信教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推动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仅为南京、江苏和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出谋划策，也为南京和江苏的政治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汪皓也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一、同心同德，无怨无悔
1919年9月，汪皓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念书。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贫穷落后，民族危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办）上学。学校在英租界内，所见所闻，更令他立志振兴中华。在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1939年，附中毕业后，他考取了该学院工程系，学习建筑。读书期间，他学习刻苦，名列前茅，年年获得奖学金。1943年毕业后，到济南淑德女中任教。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秘密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6年，蒋介石挑起内战。出于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对和平的热爱，他发动学生参加了“反内战，要和平”的运动，遭到国民党的迫害。48年，他来到南京，在美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私立弘光中学（现南京第九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以肃清帝国主义侵略影响为目的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使中国教会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和羁绊，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汪皓作为南京天主教界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早发起人之一，使南京天主教在全国的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走在了前列，并最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五十年代初，他被调到市天主教爱国会工作，先后任副主任兼秘书长、主任。1957年，被调到北京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联络部部长。由于工作需要，1963年回到南京任江苏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和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主任，负责省、市天主教的日常工作。“文革”开始后，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寺庙教堂被改作他用，宗教活动停止，汪皓被下放到林场劳动。
阳光总在风雨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党的宗教政策得以落实。怀着忐忑和激动之心，年已花甲的汪皓再次被调回天主教爱国会，作为省市天主教爱国会的主要负责人，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之后作为南京天主教的主要负责人，一干又是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中，他着重抓了爱国会的强身固本工作，团结南京天主教的广大神职和信友，高举爱国爱教的大旗，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有效地抵御了境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利用宗教对南京天主教的渗透。
2004年，在江苏省天主教代表会议上，汪皓再次被选为省天主教“两会”副主任；2005年，在南京市天主教代表会议上，他再次被选为市天主教爱国会主任。
二、走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面临一次生死选择。解放前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天主教内散布了许多诬蔑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和谣言，新中国成立后梵蒂冈继续执行反共政策，通令天主教教友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新中国。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还是与人民站在一起？需要中国天主教人作出自己的抉择。在这关键的时刻，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以王良佐神职为首的500余名天主教友联合发表了《广元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率先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总理对天主教人士发表讲话，表示人民政府支持和赞助“三自”运动，鼓励大家“爱自己的祖国”。弘光中学部分学生出于爱国热情，在校内发表了一些进步言论，遭到了外国传教士的迫害，并被责令忏悔。作为教员的汪皓与校长孙持方等7名信教师生，首先致函《新华日报》响应四川广元的革新宣言。随后，全校的师生纷起响应，控诉揭发学校中外国传教士的反动言行，打破了坚冰。面对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的迅速发展，仍滞留在南京的原梵蒂冈驻国民党政府公使黎培里等帝国主义分子不甘失败的命运，千方百计对天主教的爱国运动进行破坏，一再对南京教区的李维光代主教施加种种影响和压力。但经多方的努力，1951年3月31日，以李维光代主教、孙持方、汪皓等为首，南京天主教793位神职和教友联名签署发表了《关于实行自养、自传、自治的联合宣言》，号召南京天主教教友团结起来，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实现“三自”主张。
《宣言》发表的当天，黎培里就写信给中国天主教各教区主教，表示他“不能赞同”《宣言》，并把《宣言》诬蔑为“敌人的诡计”。显然，他所说的“敌人”是指包括热爱新中国的天主教界在内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他们还蓄意制造“教难”气氛，混淆信仰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鼓动一部分教友和爱国教友之间的对立。1951年4月8日，孙持方、汪皓等25人再次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给南京天主教友的一封公开信》，针锋相对地揭露南京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的罪行，呼吁全市天主教教友在组织上、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斗争愈来愈激烈，南京天主教界在全市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控诉帝国主义分子在宗教、慈善外衣下犯下的侵略罪行。黎培里等人的种种行径，激起了南京天主教界的愤怒，他们致函南京市市长，要求驱逐黎培里出境，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51年9月4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将黎培里永远驱逐出境。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出中国》的社论。黎培里被驱逐后，潜藏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猖狂地给爱国神职人员和教友加上“反对神长”的罪名，并予以“绝罚”（开除出教）。市领导彭冲代表党和政府到石鼓路堂慰问李维光、孙持方、汪皓等爱国的神职和教友，表示“市委、市政府支持你们，南京人民支持你们。事实证明，你们的反帝爱国运动已经获得了胜利。”南京天主教的爱国行动在中国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每每回忆起五十年代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汪皓心潮澎湃，一幕幕历历在目，他一次次以亲身的经历告诉教友们，历史证明，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中国天主教会唯一正确的方向，爱国爱教是一面旗帜，是中国天主教的形象，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付诸于行动。爱国就要报国，爱国就要护国，爱国就要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三、为教会的合法权益而奔走
“站得高，看得远，顾全大局，以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实事求是，反映教会的要求，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这是汪皓处理国家利益和教会利益关系的原则。对大是大非问题，他旗帜鲜明，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对具体问题，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教会办实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汪皓为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恢复省市天主教活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当时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尽快恢复教堂，开展宗教活动。那时，教堂几乎全被占用，而神职和修女分散在各地。面对困难，他没有畏缩，也没有退却，而是不辞辛苦，起早摸黑，日以继夜地工作。1979年9月，市长办公会作出决定，把在“文革”期间被工厂使用的石鼓路堂归还天主教。工厂因搬迁困难，难以落实。汪皓及时向市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请求解决。市委刘峰副书记高度重视，连续三天到石鼓路堂现场办公，要求工厂执行市政府的决定。教堂归还后，缺钱少物，如何把车间改成教堂？汪皓又找到市领导，汇报了面临的困难。在百废待兴，资金严重短缺，资源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市政府划拨了12万元，调拨了木材、黄金、白银等物资，用于修复教堂和宗教用品。1980年圣诞节前，石鼓路堂举行了隆重的复堂仪式，成为我市首批开放的三个宗教活动场所之一。与此同时，仅用一年时间，江苏省就开放了7座教堂；请回了散落在各地的30位神职和39位修女，并为他们落实政策，安排好生活。到1990年，江苏已恢复和重建了45座教堂和若干活动点。
房产是宗教团体自养的重要来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上世纪90年代，汪皓等宗教界人士建议把尚未落实到位的宗教房产发还给各宗教团体。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组织了专题调研，并在1993年召开了落实宗教房产问题的会议，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由市房产局退还原代管经租的宗教房产。宗教房产由各宗教团体自管后，各教增强了的自养能力，对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抵御渗透，有重要意义。
2000年以来，随着南京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和老城改造，包括宗教房产在内的大量房屋需要拆迁。但因对宗教房产拆迁补偿标准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拆迁宗教房产时，拆迁单位就按公房的标准来处理。对此，各宗教要求合理补偿。汪皓不仅写信，而且还经常当面向市领导反映宗教界的意见。经过多方努力，2004年，南京市制定了宗教房产拆迁补偿办法，规定拆迁宗教团体的房屋以百分之百的经济补偿。这一规定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比较早的，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四、努力回报社会，体现天主的爱
“天主教人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要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上，也不要置于人民之下，而要置于人民之中，使自己成为人民的一分子。”基于这一思想，汪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参政议政，为南京和江苏的发展建言献策。南京市人民政协成立后，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委员会，他历任委员、常委、副主席；还多次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常委。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在民族宗教、社会法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经常参加人大和政协组织的视察、检查活动，做社会调查，了解民情，倾听民意；认真听取宗教界的意见、建议；在人大、政协会议上提交合理化的建议和提案。有的意见被政府采纳，列入政府工作；有的成为相关职能部门决策的依据；有的推动了难点问题的解决。
宗教根植于社会，也应回报社会。“天主是爱，作为教会团体和教友，要关心社会事业，尽力回报社会，实现‘尔国临格，尔旨承行于地’的人生价值，体现天主的爱。”汪皓言行一致。他和夫人不仅经常捐钱捐物，而且长期资助贫困学生。在他们的资助下，有的孩子重返校园；有的孩子完成学业。时光飞逝，有些曾经得到过他资助的人，不仅常同他往来，而且也资助别人，传递爱心。
在汪皓的带领下，爱国会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加助残助学、扶贫救灾、奉献爱心等活动。南京特师附小是一所培养智障儿童的学校。1984年，汪皓得知该校办学经费不足，条件差，设备简陋，便想方设法，提供帮助。经他努力，争取到一笔捐款，为该校购置了康复健身器材，建起了语音、电脑和情景训练室，并为贫困学生设立了奖助学基金。每年儿童节、教师节，爱国会都到学校送钱送物，看望师生。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汪爷爷。至今，爱国会已累计资助该校65万多元。此外，爱国会还长期资助上百名贫困中小学生、孤寡老人和儿童；组织专家义诊；给遭受洪、旱、雪灾的地区捐钱捐物。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几年来，爱国会向各界捐款捐物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其中许多款项都是汪皓通过各种渠道募集的。他们的善行义举，使教会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和谐，也使社会各界更加理解和尊重教会，为天主教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汪皓乐观开朗，生活简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人心地善良，古道热肠，宽容敦厚，有谦谦君子之风。但凡同事、朋友、教友有困难，他都尽力相助。在宗教界，他有很好的声誉，也极受敬重。正如孔子对晏婴的评价：“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文革”一开始，他被视为“宗教教职人员的保护伞”而遭抄家，不久又同各宗教的一百多名教职人员一起被下放到红卫林场劳动，其中就他是平教友。患难见人品。由于每月的生活费仅几元钱，难以果腹，特别是没有家室的僧人和神职，尤其艰苦，他便暗中接济。在其后任“自力加工社”（由教职人员组成）社长的6年中，他力所能及地改善大家的生活。每年大年夜，他都不回家，同无家可回的僧、尼、神职、修女共同过年。患难与共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13年的磨难，使汪皓同各宗教的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也更信任他，敬重他。市佛教协会会长真慈大和尚在世时，与汪皓常相往来，并以师长待之，每有难事，皆问计于他。真慈大和尚生病和去年病重住院期间，汪皓亦常去宽慰他。他们间的友谊和真情，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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